《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同时，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离开《财经》，谋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於对中国新闻和改革事业的真正呵护，我想在《财经》盈利状况允许和发展形势尚好的情况下，调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财经》发展空间的谈判之门应该敞开而不应关闭。 中国新闻史上，历史份量巨重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鉴。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1，资金由银行家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3，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4，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後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解放前，《大公报》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是极其成功的，其最终陨落的主因在於难以抗拒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其独立报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的香港《明报》和《信报》。 《财经》十年来的成功，能给中国留下什麽?真的超过先贤了吗?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着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作为普通员工，我不能尽悉目前《财经》动荡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酿就，但从零星的网上信息和坊间传言来看，曾经似乎已朝着“四不”原则的先贤之路迈步的《财经》，如今毫无疑问地在“不私”两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报》的一些先贤在“不党”两字面前摔跤一样。 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