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如此，全国亦然。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
再看湖泊。同一份公报显示，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而且，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水情即省情”的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
现实是沉重的——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趋势是严峻的——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
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它正在变成现实威胁。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短视恶果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充满忧虑地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河北沧县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从地下抽上来的水散发着异味，并呈铁红色，惊慌莫名。村里一家养殖场的主人称，数百只鸡因饮用这样的水相继死亡。
监测显示，村子附近的建新化工厂不仅向河流排污，还向周边沟渠倾倒废渣。这个发生在去年4月的生态事件，虽已过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过去我们沧州挖几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现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几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时即使抽到也是污染水。”当地一位基层干部说。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
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说：“在水环境形势极其严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发展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电力、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只顾发展，不管环境。”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索取，使得本已稀缺和变脏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全国主要江河湖库划定的6834个水功能区中，有33%的水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或氨氮现状污染物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且为其纳污能力的4-5倍，部分河流(段)甚至高达13倍。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极限，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做大GDP。”
水安全的危急状况，有没有人管呢?这又牵扯到“九龙治水”的体制因素。
资料显示，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上游水库群涉及多家企业，其调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电力、交通等多个部门。水库调度运用大都各自为战，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时，有时甚至会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剧枯水程度。
“在我国，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流域统筹协调不力的问题突出。”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吕忠梅用三个“分割”来形容水安全保护立法难以落到实处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二是区域管理上的“城乡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门分割”。
“这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吕忠梅说。
伤痕难以修复、短视必结恶果。
为从根本上控制水质恶化，全国水污染防治费用节节攀升。“十二五”期间，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将达5000亿元，年均1000亿元。虽然国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问题依然久治不愈。
从1994年开始，养育了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淮河流域，成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导”。经过20年不懈治理，国家投入资金数百亿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断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国家监测断面中，水质为轻度污染。
太湖同样因为污染问题成为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无锡水污染事件暴发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亿元资金治理，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太湖水质仍然不容乐观。
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72年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
“40多年过去了，水的问题愈演愈烈。”回顾来路、检视当前，这位84岁的老人发出了“锥心之问”——“再不抓紧行动，难道真的要让最后一滴水成为人类悔恨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