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好像所有的理想一下子全都成了泡影。先在一家模具厂工作，没多久又去了玩具厂、磁带厂，再到家具厂做仓管。
不断转换工作的后果就是生活更加艰难。打工生涯很复杂，藏有诸多不安定因素，失业挨饿是常有的事，那种感觉真叫可怕。实在受不了就拿大萝卜充饥或睡大觉一梦了之。但醒来之后，生活还得继续，继续挨饿，挨过一顿是一顿，谁也救不了你……那时候写诗的激情也不知哪里去了。
她在家具厂干活没有任何休息日，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整天紧张的劳动，意想不到的困扰，于夹缝中强烈的创作欲望也不时地涌动，她便掏出小本随时记录下来。只因小琼在做仓管工作之余写诗，就被扣了5次工资。月底结算的时候，又一次让她彻底心寒了，工资卡上的数字是284元，交房租都不够。
几经辗转，郑小琼来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小镇，进了一家五金厂。进了工厂到处森严壁垒，毫无生气，接触到的人和产品都是一样的冰冷。可是这对小琼来说，却是一座火山，常常激发她喷发无尽的灵感。
五金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流水线作业，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时间不准离岗。就像日本电影《野麦岭》里的，女工经常出现小便失禁及妇科反映现象，只能低头默默地忍受着……
一个员工每周只允许出厂门三次，用于购置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办理私事。有一次亲属来看望小琼，在门口等了半天，因为那周她已经出去了三次，直到下班时，两个人只能站在铁门的两侧，说上几句。亲属落泪了悄悄塞给她点东西，被门卫发现没收上缴。
在这个封闭得令人窒息的牢笼里，她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上班，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四十五分上班，五点四十五分下班。六点半加班，一直到九点半下班，每月满额工资（很少有人不被扣除）一千元左右。加班费倒是有，一个小时一块钱。很多工人争着要加班，为了三块钱的加班费而争得面红耳赤。
不过，每天晚上这三个小时倒是成了小琼的自由空间，可以远离那些往日凶巴巴的面孔，呼吸点自由空气；可以关起门来清静地写点东西。
在郑小琼看来，“这是挺好的工作了，可寻求我相对的自由。”在五金厂一干就是四年，在流水线干了两年后，又到办公室做文员。
调小琼做文员是充分利用她的笔杆子，为工厂扬名添彩。老板还让办公室主任监视她——不准她写诗，那是干私活，影响不好。她只能一张报纸翻八遍，老板宁肯让她趴在桌上睡大觉。
文字软禁禁不住她流淌的思想，即便是灵感来了也锁不住，趴在桌上可以安详地打腹稿——创作无处不在！后来有人告诉小琼何不暗中捅主任点稿费。小琼听后笑着说：“我怎能同时降低两个人的身价。”
在五金厂的流水线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棋子没有名字，只有工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铁片上用超声波轧孔，从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按开关、打轧，然后取下再摆，不断地重复。每天要将铁片起起落落一万多次，思想不能开半点小差，全当是机器人。第一个月手就磨烂了。等到你的手磨掉了一层皮，长出老茧之后，才能适应这种生活。
流水线上没有我，只有你们，人只是流水线上的一种工具。人与人之间已没有了情感交流。日久，变得麻木，老死不相往来。在习惯中渐渐地退化，放弃曾经有过的叫喊与反抗，她也慢慢成为了流水线上的一件道具。
请注意，流水线上必须精神高度集中。有个姐妹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可她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操作，突然发现被拿的铁片原封未动。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跳动，其它部分都压成了囟酱，不知飞溅到哪里。
姐妹惊愕地看看自己的手，等了会儿，血一下子喷了出来。她按住手，走到郑小琼面前，缓缓地说：“手砸了，怎么办……”
郑小琼急了，赶紧去找老板。老板说：“哦？严重不严重？那就去找厂里的采购员，坐他的摩托车去医院。”
采购员在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能回来。老板的车就在旁边，但他看了工人流血的手，怕会弄脏自己的车，又面无表情地摇摇头。姐妹煞白的脸无泪，不停地抽动着，几个姐妹在旁边无休无止地等候着……
“经理，请关心一下员工。您就眼睁睁地看着伤者的鲜血流淌而无动于衷吗？”小琼找到老板。“赶的不是时候，对不起，我还有急事得马上动身。”
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血已经在地下摊成了一大片。采购员终于回来了。谁料，受伤的姐妹却不愿意住院，因为这样能向工厂要求多赔偿点钱。好的时候，能有一两千块的赔偿，有的宁可借此闹个终身伤残，以换得微薄的赔偿或待遇。
到医院伤口简单包扎一下之后，血止住了，彻骨的疼痛却止不住。半夜睡觉时，她一再地痛醒，喊痛的声音一次次地嘶咬着工友们的心。
后来，断指的故事被小琼一再提起，她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幸好手抽得快，只打掉了一个拇指盖，却也足够痛彻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