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较大的改变是我开始用泼彩、泼墨的方式来减少传统中国山水画中“写”的成分，用更加放松和自由的笔墨去表达现代城市更深层的意味。这种朦胧的视觉效果正是我想要表达的城市的“浮华感”，我更希望观者能看穿这层“浮华”，去感受城市深层和本质的东西，而这才是我作品想要表达的根本。
我的画家梦
从孩提时代起，我便特别喜欢画画。
我的童年，是在甘肃陇南的小山村中度过的。春天的花溪，夏季的荷塘，秋天的万山红遍，冬季的漫天大雪，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绚丽多彩的自然世界，诱惑、鼓励我拿起铅笔、蜡笔，把自己的所见画下来，并永远留在心里。虽然是乱涂乱抹，我却很得意，并且在父母和邻里的夸赞声中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就有一个梦想，将来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
大学美术专业毕业后，我当上了一名美术教师，算是能继续自己的画家梦。这个职业，虽然不需要太“专”，但对于一直钟爱美术并保持着很“纯”的动机的我来说，已经算是相当幸运的了。所以，不管工作有多忙，我都不愿放下手中的画笔。而且，我常将心思投入到少儿美术教学和美术创作之间，但两者间的矛盾永远多于契合。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有时甚至想，成为职业画家对我来说可能一直会是一个难圆的梦。我羡慕那些工作在如同公园般的环境里的画院画家，他们有充裕的时间、环境条件和学术氛围。但我又有些偏执地认为，优越的环境并不一定能决定画家的水平和成就。许多卓有成就的“业余画家”是支持我的这一理论的铁证。我就这样慢慢前进着。在一次全国美展中，我与无数职业画家一同参加，竟然名列前茅，这大大激发了我的绘艺“天分”，增强了我的自信，更为我不停地舞笔弄墨提供了无穷的动力。
因为要忙于教学，我没有充裕的创作时间，艺术氛围也几乎谈不上，但我在陇南普通繁杂的生活中体验到了艺术创作源泉的丰富，这是走出画院的职业画家在有限的采风写生时间里绝对无法感受到的。由我工作的地方出来，不用走多远就能看到草原、旷野、山川、牧民，还能时时遥望乌鞘岭上的积雪，随时可以体验到朴素、真实、率性的西部风土人情。丰富的生活基础是上天给我的最大恩赐。最有意思的是，每当我完成一幅画时，周围常有一群文化水平或高或低但都很平凡的“观众”无拘无束地“品头论足”，毫无避讳地畅谈各自的感受，我从中受益匪浅，也逐渐爱上了在创作思想和技法上都非常朴实的写实主义人物画。艺术，就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大众不喜欢那些明明是造型能力差，却标榜为“夸张”、“变形”之类的画家。
我常常庆幸上天赋予了我挥毫泼墨的天性。每当一张柔和、素净的白纸展于案上，我那欢愉、纯净、坦诚的心灵便被唤起，红尘俗世的无奈、忧愁与烦闷在瞬间都会飘然而去，丰富的情感与想象随着天赐般的墨彩在圣洁的纸上飞驰，内心的悸动任凭或透明或斑斓的水花来牵引，没有束缚，没有制约。这时，我总有一种永不停息的激情与冲动。在内心深处，我生活在一个无比欢跃的世界里，我在那里养气静神、丹青写人、体悟人生，修炼出纯真、直率的童心。这一切，给了我作为一个画家的种种快慰。但这同时也给我带来不快与不便，那便是我于绘艺之外在人际交往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不敏和笨拙。每每想起，我都感到烦恼无奈。尽管我也知道应该怎样迎和对专业不懂装懂之人的欢心，甚至以此来达到某种目的，但我从来不愿意那么做。也许，这正好能造就我在艺术上的独特。我认为，绘画就是一种不快与欢快相伴随的艺术。可能这也便是造就一个画家的要素或规律。
我崇尚伟岸，试图在心灵的调色板上，饱蘸心血凝成的彩墨，挥动大笔，抹向黎明前的天空，使东方乃至世界沐浴在真、善、美的明媚朝霞之中。或许是因为从父辈那里继承了执拗性格，又或许是得益于经历的磨炼，我可以数度碰壁而仍旧义无反顾。如今，从教25年之后，我离开了学校，成为画院里的画家。今天能在画坛崭露头角，我十分感谢给我以教诲的郭文涛、张胜远、李鸣泉、李宝峰等老师以及在我困厄之际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人们。
艺无止境，反省来踪去迹，我正年轻，路正遥远，我当严谨治学，有朝一日能登高极目。
是艺术在退步还是批评家在退步
前几天，笔者在中央美术学院2012届研究生毕业展遇上了一位青年批评家，问及他对作品的看法时，他开始给我梳理艺术史了，什么艺术家的道德感与责任感荡然无存了，什么拷贝西方讨好市场了，什么殖民与后殖民了……听得笔者一个脑袋两个大，赶紧找了个理由先溜了。笔者之所以对此不感冒，是因为类似的批评早就成为了这个时代艺术评论中的陈词滥调，如在前不久的一个青年绘画联展的研讨会上，发言的批评家们众口一词也是这么说的，真是毫无新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像一顶大帽子，不分场合地被扣上，似乎唯有如此，才能反衬出这个时代人类思想的萎缩和浑身散发出的铜臭味。
笔者还在毕业展现场遇见了一位作品获得一等奖的作者。闲聊时，她向笔者诉苦：“以前吧，我的作品色调很重，总想反映点社会现实，画着画着就要崩溃了，后来导师问我：‘你是这样的人吗？做你自己最好了。’于是我就从自己感兴趣的生活经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幻想出发，做了毕业创作，虽然得了奖，但院里又有领导批评我只想着脑袋里的那点事，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接下来该怎么走，我真不知道了。”
其实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的人不止她一个。那些发出尖锐批评声音的批评家们就知道该怎么走了吗？事实证明，在中国当代艺术步入“平庸期”后，他们的批评也变得陈腐不堪，有时候看起来还有一种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荒谬——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太山寨，同时又诟病传统的山水画创作像“国内某地级市的老干部”怡情之作；在他们大笔捞策展费、润笔费和研讨会车马费的同时，又批评市场好的艺术家利欲熏心，一心讨好市场；有时批评艺术家作品符号化，有时又嫌他们不够符号化，不能自成体系；有时批评艺术家太过关注现实，舍弃了艺术本质的东西，有时又嫌他们只追求艺术美，不关心现实……反正，不管正着反着，批评家总是有话说。从他们不间断的否定声中，被批评的人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的立场和什么才是正确的。当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苛责别人的时候，却对自己放任自流，从未意识到自己作为批评家身上所肩负着的使命。那些尖锐的批评，只不过印证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商业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情结的陨落和他们念念不忘的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