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随笔

2019-05-19随笔

  剧团到莫斯科演出“云门”。

  演出前,我到剧场门口逛了一趟,看到一位俄罗斯男人。他穿着浅棕色西装,蓝领带,细边眼镜,双手拉开一张纸,翻译告诉我,上面写的是:“请给我钱,让我看云门。”

  苏联时代,政府让全民可以免费或用很低廉票价看到世界一流的芭蕾、交响乐的演出。经济开放后,物价飞涨,贫富悬殊,公教人员薪资没有合理的调整,中学教员月薪只有一两万卢布,“流浪”的门票最低500卢布,最高2000,伦敦来的男性“天鹅湖”,门票卖到3000卢布。旧时代培植出来的有艺术教养的知识分子,如今买不起门票。翻译说,在戏院门口乞钱买票的人愈来愈多。

  看过要钱买面包的乞丐,看过欧美大城戏院前,拿着“如果你多一张票,请卖我”小牌子的人,从未见过乞钱买票的例子。

  那位先生,没有讨好的笑容,没有不安,只是安静地拿着纸张,站在杨花纷飞,人来人往的戏院前。

  我感到一种震撼。

  我们的制作经理李查告诉我,有一年他随团队到了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戏院大堂整排整排的落地长镜。李查为华丽的装饰吃惊。戏院管理人员告诉他,镜子有实际功能:让观众整装。

  大部分居民是工人,看戏的日子,带着礼服上班,穿着工厂制服到剧场,先进厕所换衣服,在大堂镜前整装,才端庄就座。

  近几年,随着经济景况的改变,台北计程车司机加添不少知识分子。或经商失败,或被迫提前优退,或公司裁并被解雇,或者不愿去大陆,改行开车。他们穿着洁净,有的西装领带,有的听古典音乐,有的一口流利英语。说起自己的遭遇,他们极端平静,没有自怜,好像说别人的事。我遇到更多基层出身的司机,把车子打点得干干净净,还插了香水百合,待客斯文有礼。

  “流浪”第二场开演前,我想起杨花中那位渴望精神粮食,庄严乞票的先生,想起台北的朋友,想起尊严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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