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力量随笔

2019-05-19随笔

  

  中考那年,我除了按照父母的意愿填报了师范学校,还自作主张报了康杰中学。父母亲从经济的角度希望我考上师范学校,那样家里就会减轻负担。但命运没有这样安排我,而是让我在1983年8月收到了康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一个让父母很为难的选择。在我们那个小村里,还从没有人能考上康杰中学,面对这么一份录取通知书,村人们似乎忧虑多于高兴。犹豫不决中,我的班主任亲自赶到家里开导我的父母,要他们从长远看,他预言只要我努力,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9月初,父亲领着我去运城参加了康杰中学的新生体育考试。那天在体育场,我拼命往前跑,跑出了我学生生涯中最好的800米成绩。当天下午,父亲领着我挤上最后一班客车。这辆车走走停停,到了临猗县城时已是日落时分。司机让车上的乘客都下车,说是车子到站不走了。这让车上要去万荣的乘客很恼火,但又没办法,只能无奈地下车。

  这里距离我家还有60多里地,父亲看了我一眼,说:“咱们往回走!”我跟在父亲身后默默往前走。

  从临猗县城出来,先要上一个五里的坡。走到坡顶时,太阳已经钻入地平线,很快,天边的晚霞也消失了。夜幕降临了,公路两旁的庄稼在夜风中沙沙作响。我自小就怕黑,不由得跟紧了父亲。他察觉到了,放慢了脚步。不知走了多远,饥渴与疲乏一阵阵袭来,走一阵,我就会满怀渴望地问父亲:“快到了吗?”父亲每次都会回答我:“快了!”这样的问与答重复无数次之后,我知道那不过是父亲安慰我而已,便不再问了。我的腿仿佛灌了铅一般,沉重极了,脚掌也由刺疼转为麻木,只能机械地往前走。

  父亲年轻时在西安的银行工作,“六二压”时回乡务了农。因为子女多,生活过得十分窘迫。父亲能吃苦,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每天天不亮就到几十里外的孤山拉石头送往黄河滩,往返一次得50多里。专门为拉石头的人修建的“石头营”离我们村几里地,我跟哥哥放学后常去那里等父亲,用一条绳子挎在平车边帮他出点力。“石头营”每礼拜有一次改善生活,父亲能领到两个混着白面的砖馍和一碗有肉的大烩菜,他舍不得吃,就把肉夹到馍里带回家让我跟哥哥们解馋。冬天农闲时,父亲领着大哥下盐池拉芒硝,为的是挣点钱贴补家用。在我的记忆里,冬天的时候,父亲的两只大手总是爱裂口子,要经常用胶面糊住,防止出血……我想,也许这一次长途跋涉是父亲领着我走向新的起点;也许这是父亲陪着我对初中三年来回奔波的一次总结。父亲默默地领着我向前走,我的心里踏实而温暖。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已是次日凌晨时分,我倒头就睡,觉得浑身已经散了架。

  

  1983年9月,我走进了康杰中学的教室,开始了高中生活。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过集体生活,第一次感受着城乡之间的差距,我年少的心五味杂陈。但很快我便在学习中忘却了一切来自贫困的烦恼。那是真正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代,高中生活留给我更多的是欢笑与快乐的记忆,在我的眼里,那是一个课外社团、兴趣小组遍布的乐园,学生思维活跃,老师们学问师德俱佳。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饥饿常常会出其不意地跑出来袭击我。为了维护自己敏感自尊的少年心情,我常买一种运城当地产的豆瓣酱,晚自习后舀一勺冲在碗里热乎乎地喝下去,慰藉即将睡眠的身体。

  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高三下学期,高考在即,冲刺的时候到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在清明节后来学校看我了!万荣距离运城有100多里地,父亲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到学校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在我们宿舍里,父亲品尝了学校的伙食,不知是不是太累了,他吃得很慢,很少。饭后他稍微歇了歇就要返回去。他给我送来几个清明节蒸的白馍,说是让我饿了吃。送父亲出校门时,要路过教学楼下面的通道。那时,地区中学竞赛活动刚刚结束,我连续得了五六个奖,奖状就张贴在通道那里。父亲推着车子走到那里时停住了,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奖状,赞许地看了看我,没有说话。从小到大,我受过老师们的许多表扬,但父亲很少当面夸奖我。对我而言,这种无声的赞许与鼓励,更熨帖些。

  出了校门后,父亲跨上车子,显得很吃力。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想起初中时他骑车子带着我来运城配眼镜的事情。也是在这样有些微凉的天气,也是这样来回200多里地地奔波。从运城到万荣一路慢上坡。父亲说咱们家那带是全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坡自然就多。我坐在车子后边听见父亲边骑车子边喘气,总忍不住要跳下来。

  

  1986年7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高考。高考前一天,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在信里告诉我,家里种的西瓜熟了,要我考完后回去品尝。我读后心中颇多安慰,我能读懂父亲的心情。

  8月中旬我回学校领取通知书时,家住运城的同班同学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吃完饭他父母说天气太热,挽留我等下午凉快些再回,我就一直等到太阳偏西才搭车回家。远远地,我就看见父亲在路口四下里张望。父亲一看见我就说:“你怎么才回来!”我从包里拿出录取通知书,他立即兴奋起来。他用自行车驮着我,只要碰见熟人就说:“丽娃考上南开大学了!”回到家妈妈说:“你爸急得到路口都等了你四回了!”

  父亲戴上老花镜坐在枣树下,将录取通知书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看了几遍,便开始为我准备行囊。学校让自备蚊帐,父亲花了六元钱从我本家的一个堂兄手里买了一顶;又把他跟母亲结婚时的一口木箱子倒腾出来,用油漆反复刷新,给我装行李。我一个人出远门他显然不放心,于是骑上车子跑了六七十里地到一个同学家约定出发时间。

  很快,报到的日子就到了。临行前一天,母亲发好面,拣好芝麻、花椒叶,烙了几个锅盔馍让我带着路上吃。

  1986年9月8日,天不亮父母亲就起来了,特意包了几个饺子为我送行,弟弟们在边上看着我吃。父亲说,你们在家以后有的是机会吃。小弟弟嘟囔道:“老是说有机会……”父亲瞪了他一眼,对我说:“你要出远门,多吃点,多吃点……”

  吃完饭,天还没亮,却下起了雨。父亲与大哥把我的行李放到小平车上,去赶头班车。雨越下越大,我与父亲、大哥在泥泞中推着小平车慢慢走向等车的路口。车到运城时,雨更大了。从汽车站到火车站有四五百米的泥泞路,路边有出租自行车的,五毛一次。父亲看也没看,把草帽往我头上一扣,扛起箱子,拎着铺盖卷,说:“快走,别淋湿了!”我跟在父亲后边一路小跑奔向火车站。父亲帮我买好车票托运完行李,开始四处寻找约好的同学。那一天,火车站候车室里挤满了学生,很快,我们去天津的八个同学相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第二年暑假,我去临猗的同学家。她的父母谈到一年前的车站送行,沉吟了一下有些惊讶地告诉我:“你父亲看到列车远去之后,竟然在站台上哭了起来!”我一听,眼泪立刻便禁不住了,先前热闹欢谈的气氛一下子便尴尬起来。后来我同学说:“你那天那么激动,把我父母都吓坏了,他们还以为你父亲怎么啦呢。”

  我不知如何解释,也许,脆弱与坚强之于我,总是在某一时刻逆转。在我的心底,总有一些记忆会触动我的泪腺,让我在泪眼迷蒙中既酸楚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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