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祝福》随笔

2020-06-27随笔

闲话《祝福》随笔

  

  《祝福》反映了哪个时代?

  一般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清末民初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只要有点新思想的,无不被正统派斥为“新党”,鲁迅杂文中即多有这样的用法;而《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见到“我”寒暄了几句就“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在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这里正是利用“新党”一词的复杂含义来表现人物,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远,同时也表明故事的背景在清末民初。

  这样来看问题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所指含糊的“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仍然广泛使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拥护这两大主张的就是“新党”,例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吃洋教的新党”;鲁迅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信中有云:“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人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必定崩溃……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言不顾行,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从更进步的立场来剖析这样的“新党”乃是鲁迅小说的一大亮点,典型之作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篇,就是《祝福》对其中的“我”也有委婉的批评,尽管这里的故事是从这位“新党”的视角看过去的。

  所以也可以说,《祝福》中是利用了“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的复杂含义来行文,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甚远,同时也便于展开最新鲜的故事。

  《祝福》所写的,就在当下,而非清末。试看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暗示了故事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

  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决定实行公历,因此政府机关是不过旧历年的,但民间并不理会这种规定,照旧过旧历的春节,而不过公历的元旦。如果故事发生在清末,“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话就显得莫名其妙:一共就一个年底啊。不用新历时就无所谓旧历。

  其实不单是《祝福》,《彷徨》里全部作品都是写的当代题材。《呐喊》里还有些清末的故事,如《药》;而《彷徨》里的十一篇作品都没有标明时代,他后来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自己“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点,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里全是新东西,没有辛亥之前的老故事了。

  

  《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鲁迅,而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鲁迅早已用这种所谓“他知角度”来写小说,例如《孔乙己》中的“我”就是咸亨酒店的一个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当然鲁迅也用“自知角度”写过小说,最典型的是《社戏》和《故乡》_—这里的“我”大抵可视为是鲁迅本人,或者说是以他本人为模特儿的;用“全知角度”写的就更多,大部分都是。

  《祝福》中的“我”无疑是一位“新党”,一个五四时代的新派人物,所以很同情祥林嫂,同讲理学的本家长辈鲁四老爷话不投机,急于从他家离去。这位年轻的“新党”,看样子很像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当“我”在河边遇到祥林嫂,被问了一个问题时,“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边的时候,惶急得多了”。“我”又说自己被教育家说是生着精神病——只有在校学生才会这样说话。

  这位年轻的新党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劳动群众的痛苦颇多同情。鲁四老爷大骂死非其时的祥林嫂是“谬种”,而“我”则在灯下回顾祥林嫂不幸的一生。不过这样的“新党”也是弱点很多的,他不但不能对祥林嫂作任何有效的帮助和指引,而且敏感多疑,自私自利。他对祥林嫂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作了一个滑头的不负责任的回答。小说写道,自己对灵魂的有无是毫不介意的,但考虑到鲁镇的人们照例相信鬼神,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然后又用一句“说不清”推翻了全局。

  不是用先进文化去向群众启蒙,而是用世俗的见解、传统的观念去敷衍塞责,不肯有任何担当;最后则决心一走了之。实际生活中的“新党”,这样的人很不少。

  后来鲁迅评论柔石小说中的萧涧秋道:“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同这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祝福》中的“我”正是这位萧先生的前辈;而他们的后辈则甚多甚多,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大约也残存了不少这样的基因,虽然对某些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但一碰到实际,就觉得一筹莫展,不如就与时下的已成之局和光同尘,或退回到个人的小空间里去,算是保持着正直和清醒,而其实于事完全无补。这种新型隐士固然高于同流合污以图自利的卑俗小人,但真正能推动社会

  进步的还得靠无所畏惧的斗士。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旧派新派,往往有许多弱点。批评旧派相对比较容易,注意剖析新派的深层弱点,则是鲁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读鲁迅的人最值得反躬自省的地方。

  

  小说里写景往往是为了写人,而非卖弄才情的笔墨或者什幺孤立自足的东西。写景大体可分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两类,自然可以“人化”,而人文景观本来就是人为的,对于表现人物尤其可以起到比较直接的作用。

  道理好懂,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即如对联,中国小说里是常常会写到的,在《祝福》里只出现了一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久远的回味——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百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上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书房总是最能表现其主人的地方,“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到老也还只读理学方面的入门之书,看来根本谈不上什幺学问,至于不全的字典,谁都明白那是基本没有什幺用处的——这位鲁四老爷的斤两只要在他书房的案头略一翻,很容易地就掂量出来了。

  以理学家自命而悬挂道教活神仙陈抟老祖的大“寿”字,思想实在比较混乱;他究竟信仰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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