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生活随笔

2020-07-04随笔

年的记忆生活随笔

  过年这几天,微博微信朋友圈里,满是些过年呀乡愁呀等等东西,本来我一直不愿凑这个热闹,但这些东西多了,总会触发出儿时过年的一些回忆来,不把那些东西写出来,我总感到心里不怎么好受。

  几乎所有人的回忆里,都是自己小时候是怎样的盼望过年,不是盼着吃好的,就是盼着穿新衣,或是盼着挣压岁钱。小时候,我也常盼着过年,但几乎不太盼这些,而是盼着赶快放假,能不再去上学,尽情的玩儿。

  同千千万万的农村家庭一样,我家那时也挺穷,但也从来没有穷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虽然白面挺少,但杂面,番面,即玉米面,及红薯面总还是会有的,不能尽饱吃,但也不至于经常饿肚子。若这些都没有了,还会有蒸红薯或烧红薯的。要是哪几天没有面了,在邻家借一借,还是能借下的。春节前,生产队里都要分粮,分油,分钱的。像我们家这样的老超支户,分不到钱,但分的麦子和食油还是能够过一个略像样儿的年的。那时候,即使超支户,也能从队上借个五块十块的。五块钱,对于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来说,就能过一个差不多的年了。曾有多年,生产队年前还会杀猪分肉的。杀猪时,麦场上或饲养室门口往往会围上一大堆大人小娃们观看。我们那些小伙伴们最希望得到那个大猪尿脬了,吹起来大大的,把它当做气球来玩。给猪尿脬上绑一个线绳子,吹大后让它飞在半空中,十几个小孩子扯着线绳子,满麦场里跑着,喊着,好热闹好开心!

  在我的记忆里,最难过的倒不是节前,而是节后麦前,即我们这儿农村人常说的“二三月里”,特别是麦口里那一二十天时间。而在当时,队上常常发一发返销粮,绝大多数家庭还是能够挺过去的。挺过了“二三月里”,也就该收麦子了。收了麦子,还能隔几天吃一次白膜。不能经常吃麦面馍,但总能吃一些黄白或白加黑花卷馍馍。黄白的自然是麦面和番面,白加黑的是麦面和红薯面馍。小时候,我从来都是自己吃饱了而不管其它的,但却常常听母亲念叨这“二三月里”的日子最难过。正因为当年吃番面红薯面把我的肠胃吃伤了,使我一见,甚至一听说“番面”或“红薯”这几个字,我的嘴里就忍不住地流酸水。现在写到这个地方,我还有这种挺难受的感觉。从乡下转到城里工作以来,多少次,一旦有哪位朋友邀我一起在街上吃番面糢糊、鱼鱼或者泡皇上馍时,我都会很伤朋友的面子。妻子是城里长大的,有时候买几个皇上馍拿回家,我一见,就大躁,让她再不要把这种破东西拿回家来。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玉米都被转了基因,我更反感她吃玉米之类东西了,更不允许她让孩子们吃。我家里姐妹多,小时候,几个妹妹都挺小,到了我该咥饭的年龄,家里的日子也就差不多好过了。

  过年穿新衣服,我也不太盼望。小时候,我对穿新衣服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家有一台织布机,除了母亲和我大姐经常在那上面织布,春末和夏秋两季,常常有队上或一个巷子的婶婶嫂嫂们来我家织布。织布机不是放在上房正堂里就是放在前堂檐下。我常觉得她们织布的`声音特别好听,比广播里的音乐还好听,有时躺在床上还专门听这种很有节奏的声音。买不起洋布,但土布衣裳我还是能够穿得起的。我大姐手很巧,很有本事,她做的衣服我都喜欢穿。小时候,我很费事,也不太爱惜衣服,整天不是低沿高上的,就是跟村里的孩子们摔跤玩耍,衣服破了自然有大姐给我缝补,她不太嚷我骂我,但为此我却没少挨母亲的嚷和骂。“一天连个土匪一样!”“整天低沿高上的!你能不能给我歇上一会儿?”母亲常嚷骂我的就是这两句。现在想来,也多亏了我小时候“跟土匪一样”的疯玩,才会有现在我这样的好身体。那时,我平常所穿的衣服也都能走到人前去。过年所穿的,只不过是大姐新做的罢了。大姐做的衣服二姐做的鞋,我一直穿到了高中毕业。上了初中,我过年时穿的罩衣,基本上就成了洋布的了,还是由大姐做的,那时候,我家早已有了缝纫机。常听大姐她们说什么“凡立丁”、“的确良”或“卡其”等等洋布名称,但我一直分不清这些,一概称其为“洋布”,以别于自家所织的粗布。我上了高中,二姐给我她那件上面印着“机电”字样的深蓝色工作服,穿在我身上有一两年时间,还是特别令我们那些男同学们羡慕的。

  现在的孩子常常直接给人要压岁钱。我们那时却从不这样。大人给多少就拿多少,这点儿规矩,我和几个妹妹还是挺懂的。“不要!我不要!”“我有呢!”有时候,我还要扭扭捏捏地装装样子。出门走亲戚,因为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所有长辈们都偏向着我。不管到哪儿,其他孩子若是一毛钱,我就是两毛;其他孩子两毛钱,我就是五毛;其他孩子五毛,那我就是一块。拿上钱,要么买鞭炮,要么买香木草。小时候,我最喜欢响炮了。一开始,左手拿一支点燃的花柴杆,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鞭炮,点燃后连忙向远处一扔,看着那炮眼子吃吃吃地向前燃着,“爆”地一声响了,特别开心。常常这样一扔,就把炮扔灭了,待一会儿,明确了那个小鞭炮真的没有点燃,或者摔灭了,再捡起来另点着。有的孩子没有经验,往往刚把那小鞭炮捡起,没想到竟然爆炸了,炸得手指生疼,急得直甩手,两手指还黑乎乎的。时间长了,有经验了,我们往往把小鞭炮放在我家门口的大碌碡上,消消停停地点着。或者,给上面盖一个瓦片,点着后,专门听瓦片下面那种瓮声。过年那几天要是下雪了,先堆一个手掌大的小雪堆,在雪堆下面紧贴地面的地方挖一个小洞儿,把鞭炮放在那个小洞里,点着后赶忙跑远一点儿,专看那个小雪堆被鞭炮炸开的情景。我上了初中以后,每逢过年,父亲就把家里响炮的事儿交给我了。二踢脚大炮和鞭炮都任我拿到街门口去响。我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响炮的情结。这三四十年里,每一年,月尽晚上一次,大年初一和破五早上各一次,但我好像总过不足响炮的瘾。每次听着放炮时那噼里啪啦的声音,我都感到心里十分振奋。点燃双响炮后,使劲地往高空里一扔,然后“咚”“啪”响在半空中,带劲极了!后来有了各种摔炮,摔在石头上,啪啪地响着。我们常常比赛看谁摔得声大,声音好听。没有几天,大家就都不再比赛了,因为每一个小伙伴的胳膊都被摔得直不起来了。香木草是正月十五前后那几个晚上放的。一大群男孩子们各人拿着自己的香木草,向前边猛跑着,跑得越欢,香木草燃得越旺。我们经常比赛着看谁跑得欢,香木草燃得旺。后面,跟着一群小娃和女娃娃。过了十二岁,我就不太玩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了。还是响双响的大炮带劲。至于打灯笼,我始终认为那是小女娃们的玩意儿,常会不屑一顾的。玩美了,张圆了,过十五后要开学了,过年挣的那些压岁钱也全花完了,要交学费时,我们这些疯孩子的脸也常吊下了。反正我还感到没有玩够,更不爱上学去,大人们要是催着我上学去,我常常半会不说话。问得紧了,“没学费!”

  “没学费?你先去!”我只有跟着站了半院子的小伙伴们走出家门,到学校里去。没有了那些小伙伴们,一个人呆在家里反而挺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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