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从这以后，我的小木屋就清净多了，老鼠来回跑动和相互打斗的撕咬声倒是再也听不见了。但我每次上阁楼里取柴草的时候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好一阵，在确定没有蛇的情况下，才敢从楼顶阁楼上把柴草扔下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敢轻易动用阁楼上的柴草。
这个小木屋的另一个出口路旁，有一个5~6平方米的小堰塘，里面是房东民兵排长栽种的几十颗高笋。洁白里夹杂着绿意的高笋苗钻出了水面，出自淤泥而不染，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这位排长告诉我，这里的高笋不多，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摘它，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就在小堰塘抠几根高笋来做配菜。堰塘旁边的泥土田坎路上铺了四块青石板，我们经常在这里磨锄头和镰刀。当生产队里偶尔分肉时，我就从这个堰塘边掰两三根来炒肉片。自己做的高笋炒肉片，味道现在看来的确不怎么样，可在当初能有肉吃已经是不错了，不论如何毕竟可以解一回馋。
在这个出口的旁边，是房东民兵排长家的猪圈，里面喂着两条猪，为什么只有两条，多喂几条猪就不行吗?在当时，绝对不行。没有哪个敢多喂，在当地当时有个土政策规定，每家人喂的猪在两条以内时被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喂猪凡是超过了两条，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超过部分的猪就会被没收，就会被拉去开批斗会。每家每户喂的家禽类动物不能超过三种，每个品种数量不超过四只，喂养牲畜禽类种数凡是超过了三种，单项品种数量超过了四只的，都要拉起去被批斗。谁也不敢去冒那个险去踩那个地雷。那时候，如果哪个家里有一个人挨批斗，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政治待遇上都要跟着受牵连。
靠着猪圈的是牛棚，里面拴着一头耕田用的水牛，这牛是生产队的，生产队里没有集中饲养耕牛，由生产队把牛交给队里的社员喂养，队里面统一安排使用，牛粪就作为有机农家肥向队里投资，用当地社员们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牛脑壳是生产队的，牛屁股是社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