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清晨，连续几天的细雨终于停了。和煦的阳光，让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色的靓妆。我与妻子简单收拾一下，要回一趟老家，看看年过八旬的父母、生我养我的故乡。
雨后初晴的空气格外新鲜。路边掠过的风景不断切换。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到了我的家乡——停弦渡镇。史载家乡因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而取名。相传他们曾在这里隐居，临走过渡时，乡民纷纷送行，司马自立舟头引吭高歌，文君因弹琴兴浓指重致弦断。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自此，家乡的名称从未改变。
穿过古镇向左拐道，路面宽幅变窄，小车向村子盘曲前行，不一会儿就抵达了老家村口。极目远眺，眼前的树木、傍山的村落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安逸而平和。微风拂过脸面，传来一阵阵泥土的芬芳。翠绿的稻秧，金黄的油菜，田地里绿油油的庄稼，无不预示出播种的喜悦和收获的希望。偶尔几声鸟的啼鸣和牛铃的叮咚声在耳边萦绕，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了回故乡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勾起了尘封30多年的回忆。
那时候，四季的轮回是多么的清晰分明。生活在山村里的孩子，对春天的岸柳何时发芽，夏天的知了何时开口，秋天的瓜果何时成熟，冬天的白雪何时飘落，我们都能敏锐地察觉到。那时的气候，根本不像现在忽冷忽热说变就变，脱了棉衣穿衬衣，似乎只有冬夏两季。
那时候，农村的条件是多么的贫穷落后。家家户户普遍住的是低矮的泥土屋，有的甚至是茅草房。全村没有通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饮用的是堰塘里的天然水，通讯只有村里唯一的一部摇把式电话。人们进村串户，走的是又狭又窄、坑坑洼洼的泥泞路，货物转运靠的是肩挑背扛或手推车、鸡公车。我的家里因人口多，更是穷得叮当响。大人们起早贪黑地在队里出工，可全家连米饭也难得吃上，经常吃的就是灰萝卜、青菜、红薯，不是逢年过节可别想吃肉。我上小学阶段，几乎天天光着脚丫，穿的衣服是补了又补，到了冬天，手脚年年生冻疮。比起我来，姐姐与哥哥们受苦挨饿就更多了。难以想像，那段艰苦的岁月，我家是怎么奇迹般地挺过来的。
那时候，我们的经历是多么的快乐有趣。生产队里，与我年龄相仿的就有十几个。我们除了上学，还得成天干些农活。砍柴，锄草，放牛，捉鱼，扯猪草喂猪，我们能做的无一不做。有时，大伙围绕是谁最先发现的一株枯柴争论不休；有时，为了使自己多捉到一条鱼当仁不让；有时，为了在活动中赢得胜利你推我搡；有时，刚刚玩得起兴，忽然间相互指责，可第二天却当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有趣的当数放牛时偷红薯了。那时，我们下午三点多就放了学，大家吆喝着把生产队的牛赶到山上，叽叽喳喳地讨论山边哪块地里的红薯长得大、容易偷。思想统一后就开始分工：最小的看管牛群，最大的带队去偷红薯，视力最好的就在地边“站岗放哨”。大家把偷来的红薯放在山坡上，有的找石头垒火坑，有的去捡柴火，有的用手运灰土，过不多久，我们就吃上了一顿野外的美味佳肴。没有农活的间隙，我们的活动多姿多彩，什么跳房子、弹盖子、打纸包、打火棍、下鸡窝棋等等，大家都觉得非常开心有趣。
现在回乡了，眼前的一切完全不是儿时故土的模样。原来的泥泞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道，以前的土屋变成了一栋连成一栋的崭新楼房，各类家电、手机、电脑、摩托车甚至私汽，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各类商品随时可以买到，村里已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别说物质方面，就连村里孩童也感觉不到我们那时的快乐。现在，村组小孩不多，结伴成群的活动稀少，基本上是大人带着、捧着、哄着，虽然科技含量的玩具五花八门，但基本上是独乐着、各玩各。
我不禁惊叹，故乡30多年间，变化竟如此巨大！
驶近家门，父母与哥嫂闻听鸣笛声，连忙出来笑脸相迎。我知道，他们已盼望我们很久了。这几年，因父母年岁已高，我们每次回来都是在大哥家里吃饭。大哥的热情、大嫂的一手好饭，在村里真没得说。每次回家，我们都不好意思闲着。提井水，劈木柴，我主动帮大哥分担。妻子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协助大嫂做饭。最喜的是大哥的孙女、二哥的孙儿，不时地跟上来“幺爷爷、幺奶奶”地前呼后唤。吃上一顿正宗、丰盛的乡里大碗菜、锅巴粥，对久居城里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和难得的享受。
吃完早中饭，我们就与家人一起叙家常，比较城乡的环境与变化，谈论村组的一些新设想，交换城乡最近发生的趣闻逸事。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漫无边际，畅所欲言。
回城之际，我与妻劝父母保重身体，可他们再三叮嘱不要担心，老实做人、务实做事，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恩与安慰。车子启动的一瞬间，我回头望着父母日渐深陷、浑浊的双眼，深感那是两双一直呵护我的眼神，慈爱而又充满着柔弱，风霜雪月让他们显得那么孤独与无助。我的心一阵痉挛，泪花几近流出。岁月的流水昼夜奔腾，远去的光阴无声流逝。他们是不是在嗟叹无法挽回的昔日时光，是不是放心不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这天晚上，我问妻也问自己，为什么不常回家看看？毕竟他们享受生活的日子不多，而我们的人生之路还很长。
家乡，是我常常梦见的地方。父母，是我心头永恒的牵挂。乡愁，是我终生难舍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