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先生走了，似乎是冥冥中的某种力量让他的生命停留在59岁，没有迈入花甲之年。正如他年轻系列诗作一样，他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年轻里。近些天，关于汪国真与诗歌的话题再度热了起来。汪国真是个极有争议的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汪国真的诗一度洛阳纸贵，他的诗流行之广，无以复加。汪国真曾让一代年轻人感动，他曾经叩响过他们的心弦，让他们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对自我和生活的感悟与发现。汪国真的诗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青春正能量。后来诗坛的“倒汪运动”让红极一时的诗人归于沉寂。今天我们再度回首诗歌对一代人的影响，汪国真的诗歌或许不够深刻，或许艺术性也有所欠缺。但是他的诗对现实与人的干预，是更多诗人做不到的。感谢汪国真诗歌为我青春作伴，我想，如果让我给汪国真定义一下，他应该是“青春诗人”。诗人王小川说，汪国真的诗歌确实影响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文艺青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不是诗人，写的东西不是诗词，那么直白，有的甚至是顺口溜。那就请你用文本说话，去影响一代人，一个时代......我非常赞同王小川的评价，汪国真不是大师，但他是诗人是无疑的。我们追念诗人不是为他在诗坛封圣，而是铭记他的诗对一代人的影响，这是不容易抹杀的。
汪国真的诗歌的青年中的影响力没有一个当代诗词人能比，但是，他的诗从来没有进入严肃文学的评价体系之内。伴随他的一直是两极分化的观点，有人爱之若狂视为偶像，有人嗤之以鼻大加挞伐。江河对汪国真的评价很不堪，说他的诗完全是对诗歌的毒害，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他羞于同汪国真被称为一个时代、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屋檐下的诗人。杨典先生这样说：八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常的诗人会读汪，那简直是笑话。读汪的只有普通市民或中小学生。正因为汪那种俗不可耐的浅薄被广泛推销，九十年代的精神才会沦入虚无主义。汪的作品为读者媚俗化起了极坏的作用，并把大家在八十年代就树立的对严肃文学的爱，变成市场化的鸡汤。真正的诗歌被世俗误解，他要负一份责任。他的作品从来就跟中文和现代汉语写作毫无关系，这是不要争议的。任何一个最初级的真读书人，都能一目了然其作品的恶俗和浅薄。关于汪国真之死，评论家朱大可说：大家不懂诗的话，还是默哀的好……也就是说，学界对汪国真的非议并没有因为汪国真的去世而结束。
宁夏诗人杨森君对那些挑剔汪国真诗歌的人说，作为挑剔者，挑剔是你们的权利，只是，你们的诗歌又如何呢？我们不写或写不了“汪国真体”诗歌，我们可以选择别的体写，井水不犯河水，不要排斥他人的写作。诗歌能否被读者接受，是读者说了算，而不是由写作者说了算。
我们今天说，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栁词。说明柳词是为百姓书写。大唐那个诗歌帝国有李白、杜甫帝样伟大的诗人，但也能容得下白居易。难道因为他的诗村妇都能听懂就是诗歌的耻辱么？小朋友爱看《喜羊羊与灰太郎》，他们错了么？为什么我们容不下汪国真？如杨典所诟病的，汪国真的诗只有普通市民和中小学生爱读。我不禁要问：普通市民和青春少年喜欢汪国真的诗，汪国真何错之有？那个读者群何错之有？我们的诗人和评论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批评汪国真，比如批评其思想性、艺术性及写作技巧等等。喜欢汪国真没错，说明你年轻过。批评汪国真也没错，说明你成熟了深刻了。但是，如何把诗写进人心大概是诗人在琢磨技巧、意境、艺术等诸多元素时更应关照的。
我每看我们身边的许多所谓诗人甚至是著名诗人，动不动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式，倡导这个主义，自命是什么先锋派，什么后现代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话实说，我无法容忍。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写不好诗无妨，悄悄写，也别聒噪。古人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流泪”“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天资不够无妨，勤能补拙。那个“脑瘫诗人”余秀华一夜成名。这个女人的诗良莠不齐，但的确不乏佳作。但有人逮住人家的短处不放，大加抨击。我看大可不必，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好诗拿出来影响读者。
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当今诗坛，汪国真是一个踏踏实实写作的诗人，与诗坛的诸多浮躁聒噪和故作高深相比，他更真实更亲和，他把诗真正写给时代。对于他，我们不必神化，但也不必抵毁。(闵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