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在一个商业日益成为主流的社会，诗人是不值得炫耀的身份，而且经常被娱乐化了。很多诗人，更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身份隐蔽起来，从不显露，只是默默地写。以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为例，诗人大部分是以另外的职业作为身份出现，比如教师、打工者、经理、白领、流浪汉等，把他们放在城市的芸芸众生中，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小说家可以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来生存，而诗人却不是。由此可见，诗歌在大众生活当中作用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梁雪波：据我所知，你出生于安徽当涂，从小的经历有些特别，能聊聊你的童年生活吗？和你一样身在外省生活工作的安徽诗人有不少，在地理归属上，安徽诗人和深圳诗人，你更倾向哪一个？
阿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乡。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疯。
在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异乡人。在深圳这四年，我体会到的是，在文化身份上我已经忘记了我是安徽人。深圳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我喜欢它的朝气，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上。我在合肥居住一年多，在浙江海盐三个月，在北京待两年，在湖北武当山脚下隐居半年，在广东茂名待四个月，最终在深圳才安定下来。如果要说这座城市的性格的话，那么“火热”就是它的性格，它没有冬天的寒冷，也没有世态炎凉之感。因而我开朗的性格很快与之融合。所以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甚至不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浮躁感。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城市，总有少数几个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