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又岂止陈独秀？他们之中，不论上层或下层，在为中国导向上面，都不难挑出毛病和笑话。例如鲁迅，在当时，他的思想竟是反对「自由平等之念，社会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并且连代议制度都反，这是什么头脑？又如毛泽东，他在中共建党筹组湖南小组的前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鼓吹「湖南独立」、主张中国应「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免「湖南受中国之累」！这又是什么头脑？
这种由当时优秀知识分子给中国乱投医、乱带路的现象，在在都显示了他们的「目的热」，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无他，他们自己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火候不无可议，热情有余，沉潜不足。当时最理智的莫过于胡适。胡适看出主义不是万灵丹，因而劝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其眼光锐利，确在他人之上。但胡适也有他的盲点，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可是二十七年后，他公开忏悔了，公开忏悔他「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他说三十多年来，「极左的与极右的社会主义，拿国家极大的权力来为社会主义作实验；而两种实验的结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营，非用政治犯、强迫劳工，非用极端的***，没有方法维持他的政权。因为这个三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的大实验，极左的极右的大实验的失败，给我们一个教训。」所以大家才有以觉悟。「在外国，如在美国，现在有好几个杂志，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杂志，里面的作家中有许多都是当初做过共产党的，做过社会主义信徒的，现在回过头来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这种在思想上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三十多年来世界上这几个大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使我们引起觉悟??包括我个人，在今天这样的大会里当众忏悔。」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大宗师胡适，在为中国导向方面，也未尝不一时错认「德先生」，而有以误入歧途。连胡适都如此，其它优秀知识分子更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