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意义的认识论展开研究是翻译学意义理论范畴最基本的任务。意义的认识论可泛指对意义的认识规律进行发掘研究，也可聚焦于某个实际点，譬如对意义的把握或“意义获得”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这种属于从“自实际出发”到“见实际成果”的理论描写，该理论描写包括意义的基本特征、意义的存在形态以及意义真值的逻辑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意义的实体性
意义的实体性就是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无物，当然是nonsense，这是按常理而言。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概念分类的最高范畴。实体可指物质的、非物质的，也可指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这些实体一旦进入人类的认识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和逻辑学家波菲利所构建的一个树形图，哲学界称之为“波菲利树形图”。
根据波菲利的观点，一切概念皆实体，它可以是实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虚的(Branch B)。“实的实体”指时空客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占有时、空，相当于波菲利的“物质实体”，虚的实体可以叫做抽象实体。抽象实体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论或科学概念等非物质概念，即柏拉图所谓的“观念或形式的现实本体论”。这一术语又被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作“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讲，他们认为在虚的实体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质(如redness)和数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词、量词和副词可以统称为“质量实体”外，还应包括“理论实体”和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实体”。“理论实体”虽然可能还是科学假说，但只要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实在或现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论实体就一定有其指称和意义。“虚拟实体”则是艺术家根据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虚构想象出的某种实体(如“凤凰”、“丘比特”等)，这些概念显然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有实在的时空实体、可以表示性质和状态的质量实体(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应该归属于“实的实体”)以及理论实体、虚拟实体以外，人的概念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专门用以表示关系的概念，可称为关系实体，包括一切发挥结构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义的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称为虚词)和语句的结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构拟一个翻译学意义实体的树形图。
实际上，在意义实体的树形图上与在波菲利的树形图上一样，有些项目很难在两枝之间划出一个绝对的次范畴。奎因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这一点，才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柏拉图的实在论立场，提出“对本体论的承诺”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择。他将“类”(class)的概念引入实体(实在论)领域，从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实体的意义。
二、意义的疏略性
意义这个网络系统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备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力，这点可体现在语言的每个层级和每项意义单位。究其原因，首先，尽管人的思维是“非线性的”，但语言这个意义的承载体只能是线性的，也正因如此，语言并不具备与思维比肩的多维描写能力。
其次，就语言意义的疏略性而言，还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语词的有限性以及每个词外延意义的简约型。具体来讲，词汇系统虽具有开放性，但也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历时和共时位置下词义义项的有限性。人类现在依然无力去用语言描写语言以外世界各种“存在”的特征(如质地、形状和色彩等)。此外，意义的简约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产物。从负面视角来看，这种简约性备受指责，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数百字，以极尽精微之能事来解释一个小词“net”(网)。现代的辞典编纂者也是尽其所能，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狼”这个词作如下解释：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概括词，即便前面加上四组复合限制定语(“竖耳”、“直尾”、“粗毛”、“褐黄”)，语义仍然简约疏略。可见，自然语言虽粗糙朴实，但却植根深厚;虽含混简约，却也丰富多彩。正因为这样，不少西方有见地的语言哲学家指出了对译学的意义理论来说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确定性”。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确定性”这个概念而言的，因此，作为意义特征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倡导这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先驱便是皮尔士和奎因。从翻译学视角来看，意义确定意味着可译，不确定则意味着可译性的限度。
符号逻辑学家皮尔士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公理”并予以阐发：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导意义不确定性的则是现代哲学家奎因。他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语言对刺激反应在意义和指称的差异。奎因还提出，翻译中要对不确定性原则予以足够重视，这是因为译者通常会认为每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并无关联，并习惯于将语言结构拆分开来进行翻译，此时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尤为重要。
四、意义的游移性
意义的疏略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也产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这使得语言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所谓意义的游移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可以借由使用赋予词语意义，也就是维根斯坦所说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语言主宰。英语中早就有“词本无义，义随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说，这非常符合语言的现实。凯撒只用了六个词“Icame，Isaw，Iconquered”来概括其毕生征伐的成就，这六个词的意义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会咒骂，也有人可能对其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那六个小小的结构词(虚词)“Tobeornottobe”更是拨动了五百年人心，使读者永远不会淡忘那个王子的幽愤。
汉语语义也是如此，意义的疏略性赋予我们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机会。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乱”则指心乱(语出《列子·仲尼》)。不过由于语言符号犹如空框，它可以“尽如人意”地容载它可能容载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实“意”。总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说，意义如果没有疏略不实的特性，人类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文学——当然也就不会有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已经有了六种译式，连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种“打法”。
在西方，除了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以外，当代欧洲还有很多知名的哲学家及文论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极力支持意义的不确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连现代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家都在论证言语交流中语义的游移性问题。
五、意义与思维的伴随性
上述意义的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层原因，皆因伴随思维和观念而产生。思维(thinking)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观念(idea;thought)则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伴随”(attending)的意思是意义以其物质外壳(即词语)致力于观念的形成(shaping)。据洛克所言，承载意义的词语通常为一些不够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经心(carelessly)的意指观念，因而出现晦涩难懂或含混杂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意义的逻辑性
我们通常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其本质实乃意义的逻辑性。皮尔士认为意义逻辑性最需强调是思维的清晰度，他认为概念的内容即使再丰富，倘若逻辑混乱，便是一团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浆”。
符合逻辑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意义及搭配符合语法规范及社会语用规范;二是行文的叙述扩展条理和层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将翻译学意义观中的“意义”表述如下：意义是意指(signifying)过程的产物或结果，意指过程是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对指称(包括物质指称、关系指称和抽象指称)的观念化;因此，意义可以定义为在语言实际运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的指称。因此，意义高于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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