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西方人这种对人性的冷峻透视是十分明智的，虽然它远不像儒学人性论那样高洁纯净，但它却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在对待自由的 问题 上，西方人的思维理路常常偏重于这样一个方向，即在实现自由的途中，人类应当排除哪些阻力和障碍，避免怎样的可悲后果。近年来，英美自由主义和欧陆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愈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指出，前者主张一种消极的自由，即认为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而后者则主张积极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前者表明了自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政的鲜明立场，表明了对个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种种可能的高度警觉；后者则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自由似乎是一种无限制的行动。法国大革命是对卢梭自由思想的践履，这场革命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高呼着“不自由毋宁死”的战斗口号，然而其后果却是许多无辜者的生命遭到最残暴的践踏。卢梭有一句名言叫“逼着你自由”，他的这句话在大革命中为“多数人的暴政”提供了 理论 依据和口实。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无论多么可怕的暴行，都可以假自由之名来进行；即便是民众的行为，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空前的灾难。其实，在“多数人的暴政”与专制独裁之间，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密尔曾警醒世人：民主 政治 的最大危险是多数人实行暴政。既然民主制的核心理念是所有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同等的尊重，那么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就应当受到保护。总之，只有把制度创建得尽可能完备，把可以设想到的`每一个漏洞都设法补上，才能为个人的自由留下广阔的空间。
西方人并不像儒生那样，把追逐名利一味地看成是恶。他们认为，追名逐利固然会破坏 社会 的和谐稳定，但同时也会成为推进社会文明的动力。康德曾说，人就像树木一样，只有在茂密的森林里各自为争取阳光而竞相生长，才会长得高大挺拔。如果孤单单地生长在一块空旷的土地上，没有竞争，即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也只能长得低矮弯曲。人类社会亦复如此，也必须凭借竞争才能赢得整体的活力和生机。康德还指出，人的自私本能推动着他去克服自己的怠惰倾向。正是人的这种虚荣心、权力欲和贪婪心激发了他的进取精神和全部才智，从而在客观上促使社会向前 发展 。这是由野蛮到文明的第一步。如若人没有这种不可爱的、非社会性的、自私的本性，人类的全部潜能将在一种和睦、安逸和悠闲自得的生活之中逐渐被埋没殆尽。人希望自己的才干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现，希望自我的价值能得到实现，这本身无所谓善恶，是无可非议的。当然，人在追逐这些功利时会产生一种排他性，即我必须比他人地位更高、生活更富有、才能更卓越。在一个没有法度和强制性规范的社会里，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势必要不择手段、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恶”。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是通过道德教化，让人压抑自己的欲望，做一个谦谦君子，懂得忍耐和礼让。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这种办法实际上行不通——如果贪婪心和权力欲是人与生俱来的秉性，那么要想彻底根除它们就怎么也不可能。相反，如果首肯这种人类本能的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利用这种差别来激励竞争，反而会促发每一个人的进步。因此，第二种办法就是通过法制他律，从外部来强制性地匡范人的行为。这就是说，社会为人的追名逐利划定一个界限，在此界限内，人们尽可以在公平的起点和公正的规则之下一争高低、优胜劣汰；同时，社会又对人的越界妄念和恶行保持警惕，一旦有人挺而走险，剥夺他人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追求幸福的权利， 法律 将予以毫不容情的惩罚。这种办法不需要培养一批道德警察，去时时窥视人的内心、去谴责人的欲望，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追逐自己的利益，因为它知道，人的欲望是 经济 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内驱力。毋庸讳言，我们是赞同第二种办法的。儒学虽然强调经世致用，利生厚民，然而这一伦理型文化把人的道德良知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对人的功利心抱以极端的蔑视。因此它根本不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功能。
当然，儒家看重人的心灵的自由，因而它对 现代 人的异化病症能够起到一种诊疗的作用。它认为，倘若一个人无论处在治世或乱世、高贵或卑微、富裕或穷困的境地中，都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安宁，守护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个人就获得了大自由；他不再受世俗的诱惑，不再被功名利禄等物质欲望所牵累，于是，他的心灵便不再受任何外物的左右和限制，他不再痛苦、恐惧、焦虑和烦躁，他拥有了一种悟透生命终极意义的大智慧。
争权夺利是现代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西方功利主义文化大行其道的产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是现代人的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人们以为自己只要拥有了这一切，就能够获得幸福。为了追逐这些身外之物，人必须不择手段，使尽浑身解数，击败竞争对手，并时时提防被对手所击败；为了追逐这些身外之物，人必须殚精竭虑，辛勤劳作，不敢有片刻的安宁和闲适，甚至不敢奢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更可怕的是，人的贪婪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望被满足之后，人还来不及欢悦，又会有新的欲望接踵而来，于是人生成了一条漫无尽头的追名逐利之途，人将在这条路途上耗尽一生，哪里有什么自由！即便自己竭尽全力，取得了成功，有了显赫的地位、富裕的生活和可以光宗耀祖的权柄，此时的人却往往没有幸福感和自由心，有的只是一种鹤立鸡群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此外，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他为了追逐物欲已经倾尽其心力和才智，因此，他的精神世界当然会由于疏于耕耘而变得荒芜和贫瘠。无庸讳言，这的确是西方发达国家业已面临的病症，它表征了 工业 文明在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从这个角度看，新儒学对工业文明负效应的批判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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