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命意义的测量
生命意义在理论研究上的争鸣给测量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正因如此，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生命意义理论取向，并借鉴其他相关心理学理论，从多种理论视角开发了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生命意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生命意义感是指人们在经历人生事件中获得意义的感受程度，生命意义源是指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借以获得意义的具体事件。研究者们主要从这两个维度开发了大量的测量工具。
2.1生命意义感的测量
大量的研究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消极的或积极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有效的测量生命意义感，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心。研究者们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不断推陈出新，研制和开发出不同功用的测量工具。这些工具侧重于测量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感受强度。其中生命目的量表（PurposeinLifeTest，PIL)、关注生命指标（LifeRegardIndex，LRI)和一致感量表（SenseofCoherence，SOC)是测量生命意义感最常用的量表。
生命目的量表由Crumbaugh和Maholick(1968)发展而来。该量表基于意义治疗的基本观点，用来测量Flankl提出的“存在空虚感”和“自由意志”这两个概念。后续的研究报告了其内部一致性从0.70到0.97，建构效度和同时效度的研究也证实了该量表适合用以测量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如:Zika&Chamberlain,1992;Stegeretal.>2006)。
关注生命指标由Battista和Almond(1973)从相对主义观点发展而来，包括“人生规划”和“目标实现”两个分量表。Battista和Almond仅报告了量表的临时稳定性为0.94，但后续的研究对LRI进行了进一步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如Debats(1990)报告了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分别为0.79和0.80，以及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6。效度研究显示该量表与正向校标（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自尊、正向情感）和负向效标（包括焦虑、敌对、抑郁、心理痛苦和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如Zika&Chamberlain，1992)。
一致感量表由Antonovsky(1987)从健康和应对的理论视角发展而来，包括三个分量表（理解力、处事能力、意义感），尽管它本身不能直接测量生命意义的概念，但可以通过测量个体的控制力和自我效能测量出与意义相关的特殊世界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仅使用意义感分量来测量个体生命意义感。在Antonovsky的26个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从0.82到0.95，时间间隔为两年的重测信度为0.54。
使用PIL、LRI和S0C进行的相关研究基本证实了它们高度的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然而，在量表的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学界的相关讨论也应运而生。比如，在生命意义感的结构维度上，研究者存在不同的观点，如PIL是单维度结构，而LRI则是两维度结构。此外，一些研究者对量表本身也提出一些质疑，比如，有些研究者认为PIL的许多题目都是表达抑郁的感受或态度，成为了间接测量抑郁的工具，从而与测量心理健康的量表相混淆；SOC的“意义感”分量表中有许多题目关注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而不是意义;LRI中“目标实现”分量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一种美好感受”（DeVogler&Ebersole，1980)。尽管如此，这三个量表自开发以来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生命意义相关研究，而且还带动了后续量表的开发。
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命意义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者们又陆续开发了许多测量生命意义感的量表，如Reed(1991)从健康与应对角度开发了的自我超越量表(Self-TranscendenceScale，STS)，Reker(1992)从态度测量角度发展了生命态度量表（LifeAttitudeProfile-Revised>LAP-R)。进入21世纪后，基于临床、心理健康等不同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们开发出更多的测量工具，如精神意义量表(SpiritualMeaningScale，SMS)(Masaro，Rosen，&Morey，2004)、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MLQ)(Steger，Frazier，Kaler，&Oishi，2006)、生命意义评估量表（TheScheduleforMeaninginLifeEvaluation，SMiLE)(Fegg，Kramer，L”hoste，&Borasio，2008)、生命意义指标（MeaninginLifeIndex,MILI)(Francis&Hilis，2008)、以及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eaningfullifeMeasure，MIM)(Morgan&Farisides，2009)等，这些量表的开发预示着生命意义感的测量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其中Steger等在2006年开发的MLQ在测量内容上有新的突破，而Morgan和Farisides在2009年开发的MIM在测量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进。
Steger等（2006)认为现有的量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难以满足临床测量的需要，二是大部分量表都偏重于测量个体“获得的（或拥有的）生命意义感”的结果，而忽视了“对意义积极寻找”的过程。基于这两点，他们结合积极心理学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问卷”（MLQ)。该量表包括“拥有意义”和“追寻意义”两个维度，Steger使用MLQ进一步探讨了生命意义与宗教（Steger&Frazier，2005)、人格和认知风格（Steger，Kashdam，Sullivan，&Lorentz，2008)、以及年龄（Steger，Oishi，&Kashdan，2009)等变量的关系，并获得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指标。
除了在传统的定性研究基础上获得测量工具外，有些量表的开发使用了因素分析法获得量表的条目。如Morgan和Farsides(2009)发展的“有意义生活的测量”（MIM)量表，该量表的编制直接在PIL和LRI题目的基础上形成条目库，使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方法，从条目库中获得二阶5维度结构的量表。在此研究中，经过信效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学测量指标。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开发历程，生命意义感测量工具已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研究者们不断尝试新的测量方法，探究新的测量内容，使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形成了PIL、LRI和SOC^M依旧经典，新量表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量表的大量开发和广泛应用又为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拓宽了道路。尽管如此，量表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些重要因素在量表开发过程中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比如，年龄和文化因素是生命意义的重要变量，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被试对生命意义感知程度有所不同。此外，定量研究法是大部分研究者们开发生命意义感量表最常用的方法，在量表开发过程中，仅仅使用这种单一的方法往往会丢失一些重要的信息。
2.2生命意义源的测量
相对于生命意义感而言，生命意义源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从测量方法上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多使用定性方法来探讨不同人群的生命意义源。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或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方法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工具。从测量结构上看，生命意义源主要集中在关系、个人发展、宗教以及服务等几个维度，而且，测量结果显示，不同的社会-人口背景、个体发展阶段、文化和种族特征等导致了生命意义源表现不同。
DeVoger和Ebersole(1980)最先设计了一份意义问答题（MeaningEssayQuestions,MEQ)用来调查人们生命意义的来源。问卷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让被试写下什么是他们目前经历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另一部分请他们举例说明。他们使用这份问卷对青少年、大学生和成人等不同人群进行了一系列定性研究。研究发现“关系”、“服务”、“成长”、“信念”和“获得”是这些人群共有的生命意义来源。
进入90年代，研究者逐渐使用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的混合研究陆续开发出生命意义源的定量测量工具。Reker(1996)使用定量的方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SourcesofMeaningProfile-Revised，S0MP41)并进行了修订，该量表包括自我关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和自我超越4个维度。有研究者将该量表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被试中进行了测试，内部一致性信度从0.71到0.80，三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0。效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和个人意义感呈正相关，与抑郁呈负相关。
Prager(1997)使用S0MP量表对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女性进行了一项跨文化研究，他们发现两国18-29岁的年轻女性被试除了在“自我超越”这一意义来源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外，在其他3个生命意义来源的水平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个体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固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群体中，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的来源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为了弥补S0MP量表跨文化测量的不足，Prager与他的研究小组（2000)用定性和定量混合的方法，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以色列人为被试，发展了生命意义源量表（SourceofMeaninginlifeScale，SML)，该量表包括家庭关系、家庭和社会价值观、物质观、宁静/和平、自我发展、人际关系/归属感、休闲活动、与动物相处、与伴侣的关系、公共意识以及生活满意等11个维度。测试结果显示，SML避免了阿拉伯和犹太以色列两种文化差异的影响。
由于MEQ难以进行统计已较少被研究者使用，而S0MP41设计简单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因而成为后续研究常用量表之一。相对于S0MP~R，SML发展出了更多的维度来测量生命意义的来源，但从结果不难看出，SML有些维度似乎显得重复和繁杂，比如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伴侣关系3个维度都表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维度，即关系维度。
2.3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测量的综合化
近年来，生命意义感与生命意义源的测量走向综合已成为一种趋势。Schnell(2009)基于行动理论发展了生命意义源和生命意义感问卷（TheSourcesofMeaningandMeaninginLifeQuestionnaire，SoMe)。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意义等级模型”，模型有5个由低到高的层次构成，分别是知觉、行动、目标、意义的来源和生命的意义。SoMe由151个题目组成，既包括对26种意义来源的测量，也提供了对意义感和意义危机感的测量。生命意义源分量表包括4个维度，即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秩序和幸福；意义感分量表测量个体对经历过的有意义事件的主观感受程度；意义危机感分量表则测量个体由于空虚感和受挫感而导致无意义感的程度。
SoMe的开发推动生命意义测量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相对于以往量表，该量表在测量内容上试图对积极的生命意义感、消极的生命意义感和生命意义源进行综合测量，覆盖面相当广泛。不过，这种面广量大的“求全”量表也有明显的缺点。比如题目内容过多、施测时间过长，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尽管综合测量尚不完善，但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的尝试确实为后续量表的开发提供了另一种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