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语言是工具，语文是专学语言的学科，所以语文就是工具；语文这个工具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双重功能。其中思维是手段，交际才是目的，语文的本质特征是交际工具性。交际包括吸收（听和读）、表达（说和写）两方面，所以语文教学必须听说读写四者并重。要从内部语言思维的训练入手，达到提高外部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使学生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由于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教育的发展，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但“工具说”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所认同的观点。国家教育部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8年、6年、0年、2年的大纲继承了3年大纲的语文性质观，确认语文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特征。6年的新大纲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订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将工具性作为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由此可见，叶老的语文工具观现在和今后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叔湘同志非常赞同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认为，吕老在高度评价叶老语文工具观时对我国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阅读教学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语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各种学科都承当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丢掉语文自身特有的任务。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那时的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封建道德意识的灌输，把读书人训练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上人”。这种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把语文课上成了肤浅而蹩脚的政治课，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这种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学，不但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能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叶老认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教学来实现的，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写作教学把作文变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久而久之，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万口同腔。叶老要求学生“养成抒写意思情感的习惯，……内部有什么样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样的文。”[然，封建社会里的语文教学，是不允许学生随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须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叶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为例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精神。”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大量存在着。《记一件难忘的事》，本应由学生毫无拘束地抒写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师总是不放心，事前反复提示学生，只有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事情才能作为该文的写作材料，致使闹出了一个班级50多位学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话。毫无疑问，如让学生从小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养成专讲假话的不良习惯，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