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有两种并存的道德：一是虽然人们加以宣扬但却不付诸实践的，二是人们付诸实践但口头上很少宣扬的。基督教象之外的一切宗教一样，起源于该死的亚洲。在最初的几百年中，它同样强调个人至上主义和具有亚洲神秘主义色彩的来世说。依此看来，不抵抗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一旦基督教成了强大的欧洲君主的名义上的宗教时，他们发现必须对其教义作出修改，有的原文不能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有的原文，如“把君主所有的东西归之于君主”，则受到他们的极大欢迎。今天，在工业制度的竞争的影响下，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不抵抗主义，人们都会投之以鄙弃，对于所有的人，人们都希望他们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强有力的道德就是以奋斗获取物质上的成功；这种道德适用于国家，同时也适用于个人。除此以外，一切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软弱和愚不可及的。
中国人既不采纳我们理论上的伦理学，也不采纳我们实践上的伦理学。在理论上，他们也承认在有些情况下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则认为这些情况很少出现；而我们认为正相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被认为采用斗争手段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这些情况则十分常见。中国人虽然有时有战争，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对于战争中或事业上的胜利者，他们并不过于称羡。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称羡的是学问而非别的什么3其次，与学问常常相关的是对文雅和礼貌的称羡。过去，中国把行政职位授于那些在考试的竞争中的获胜者。因为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在中国并不存在世袭的贵族——孔子家族算是唯一的例外，他的每代族长都袭有爵位——所以，学问就享有在封建时的欧洲世袭的显赫贵族一样的尊荣，而且这种尊荣如此令人尊敬，以至于连学问这个名字本身也成了一种尊荣。但是，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其义是很狭窄的，它只包括对中国古典及其公认的注释的绝对无批判的研究。受西方的影响，中国人才开始学会了地理学、经济学、地质学、化学等等比以前的道德说教更为实用的学问，年轻的中国人——即受过欧洲一整套教育的学生——都承认现代文明的价值，因而也许很难再对古老的传统特一种足够尊敬的态度。但大多数现代人，除少数例外，仍然保留着中庸、谦让和敦厚的气质。再经过几十年的西方比和受日本影响，这些品质是否还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和西方的主要差别，我会说大体看来，中国人的目标是享乐，而我们的目标是权力。我们喜欢的是支配他人的权力以及支配自然的权力。为了前者，我们建成了强大的国家，为了后者，我们创立了科学。中国人对这些事，显得懒惰而又温顺。当然，说他们懒，这只在一定的意义上才是真的。他们不是像俄国人那样的懒惰，也就是说，他们为了生活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在劳动时雇主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勤劳。然而他们也不愿意像美国人和西欧人那样，仅仅由于不工作也会感到厌烦，也不是由于要满足自己的好动感才投入工作。只要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工作来改善生活，依此为生已足够。他们在闲时的娱乐能力是很强的——看戏、聊天、鉴赏古玩或在优美的环境中信步游荡。在我们看来，这种消磨一生时光的方式，有点过于轻松乏味；我们更尊重那些整天往办公室跑的人，哪怕他们在办公室中的所作所为是为害非浅的也罢。
居留于东方的白种人也许会受到腐化的影响，但我必须承认，自从我认识中国以后，我就大体上把懒惰看作是人们所能造就的最好的品质之一。虽然我们可以靠努力做好某些事情，但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成的这些事情是否真有价值。在机器制造方面，我们表现出来的技艺已经是相当惊人的了。这些技艺一方面用于制造轮船、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在紧张工作中奢侈豪华的种种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用于制造枪炮、毒气及作战飞机，以便从事大规模的相互残杀。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管理和税务制度，部分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有益的事，其余部分则用于战争。在今日的美国，国家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只有剩余的一点才用于有益的事业。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其国家收入的开支比例情况比美国更加糟糕c我们也已经拥有了从未如此完善过的警察制度，其职能部分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但部分却用于监禁所有抱有新的积极政治理想的人。在中国，直到最近还未有过这类事情。他们的工业太无能了，既不能生产汽车，又不能生产炸弹；他们的国家太无能了，既不能教育自己的国民，又不能杀害别国的国民；他们的警察太无能了，既不能捕捉盗贼，也不能捕捉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同任何白种人的国家相比，中国确确实实存在着全体的自由和普遍的幸福，而且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大部分的人都很贫穷——从这一点来看不能不令人惊奇。
如果把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眼光与普通西方人的眼光加以对比，人们便立刻可以发现两点显著的差别：第一，中国人并不称赞活动性，除非这种活动是为了某个有益的目的，第二，他们并不认为道德就是要抑制自己的冲动和干涉别人的冲动。第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第二点也许是同样重要的。著名外籍中国学者基尔主教授在吉尔福特讲演讯子学说和它的敌对者》时，在其讲演的结尾讲道，在中国阻碍基督教教义传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原罪说。正统基督教的传统学说——直到最近，远东的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仍在宣传——是说，所有的人生来就带着罪恶，这种罪恶应该受到永久的惩罚。如果说只有白种人才会有这种罪恶，中国人也许不难接受这种学说；但当他们听说自己的父母甚至祖宗正在地狱中遭受折磨，他们就会怒不可遏。孔子曾经说过，人是生而性善的，如果他们变坏了，那是由于坏人的教唆和恶习的影响。这种与传统西方正统教义的差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看法。
在我们中间，那些被人当成是道德的先知的人，是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日常快乐和用干涉别人的快乐来寻求补偿的人。在我们的德行观念中，有一种适合于闲事佬的活动范围：除非某人把自己变成了大多数人所讨厌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认为他能成为一个特别好的人。这一态度起源于原罪慨念。这种概念不仅引导人们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且使人变成伪君子，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真正达到这些传统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情况可不是这样。在那里，道德教化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人，作为一个人，对父母要孝敬，对子女要慈爱，对穷亲戚要慷慨，对一切人都要礼貌。这些都不是很难实行的义务，而是大多数人实际上已实行了的。从大体上说，中国人的这些道德准则，比起我们西方大多数人想做而实际做不到的道德准则来说，要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