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整一个实习过程并且暗自潜藏在意识深处的，似乎是一种无法遣散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并非来自可触摸的失败经历，而是来自实际表现与自我期许的反差；如另一位实习的同窗所言：从理想回归到现实，想到自己的将来，不禁心乱如麻。
上述这种说法似乎有些打击士气的嫌疑，而且对学院的付出和期望亦是一种不忠，但是这的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观感。实习到中段的时候，王军老师来犒慰我们这些在南方电视台饱受就餐之苦的同志们，饭桌上逐一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收获。我说，在这么多实习故事之外，我并没有经历什么不平凡之处，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作品；而电视媒体的运作方式和视像新闻的操作方式也使我产生了疑惑——我将来是否该从事这一行业，抑或应该去平面媒体和广播媒体谋求立足之地？当然，我可以找出很多现实中的很多限制因素来说明我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作品，比如说电视台里有规定实习生不能操作机器而他们参与报道的新闻也不能附上他们的署名，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更多是有关我的性情，其次则是能力和态度。
在我们正式报到之前，广州大学和复旦大学实习生已经来回穿梭于办公室间，或是手拿资料文件匆匆赶稿，或是跟随记者外出一线。频道的黄副总监带着商量的口吻对我们训导说：你们是来做贡献的，不仅仅是来学习的，你们的付出就是你们的学费。之后采访部的杨副监制则在复旦的实习生面前说：汕大的师兄们操作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以后你们多跟他们学习学习。这句话让我们暗自欢喜了一阵，但是不足以成为我放下担心的理由。在此后若干次的采访拍摄中，某摄像师看着在一旁将脚架挪来搬去的我，说：你过来，将这张文件上拍下来，我要的这些、这些、还有这些字眼的特写。我顿时一阵紧张，手忙脚乱地将那笨重的机器切到脚架上，调白、对焦、构图，忙活了好一阵，该摄像问：你以前用过这机器么？我面无表情地答道：没有，我们以前都是用小机的。他用手一挥，“行了，走开，我来吧。”我更加忐忑不安了，心想我刚才回应他时的那个表情一定让他很不高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来自父母的遗传常常让我在紧张的时候就变得脸色很难看，而此后的几次临阵被撤也没能让我省悟过来——无论你天生的表情是怎么样的都好，面对你的老师的时候，都要尽量给出一个淡定的笑容来；又或者，你为什么不干脆对他说：老师，不好意思，可以多给我一次机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