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人命关天，但是一到工作和学习上，我现在还活着，我就不管它关不关天了。我这个年龄，小时候的同班同学四十多个人，已经有十几个人离开人世间了，所以说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今天为什么要拼命地喊生物经济、生命经济这是一切？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能不能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
如果我们用基因科技，把出生缺陷拉到全世界最低，也让全世界人民共享这一科学进步带来的福祉，让中国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最少，让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最少，有了这些疾病的人，能尽快地恢复过来，我们都能健康地活到一百岁。
我曾经有一个职务，是中国性艾协会副秘书长，是什么呢？性病、艾滋病协会。当时我在做艾滋病研究，那个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检测出来的发病率，大概是一万到三万人。十几个亿的国家、大国，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控制艾滋病最好的一个国家，大家都很自豪，说我们中国艾滋病控制得非常好。但是后来，1994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河南的有一个防疫站的同志，带来42份样本找到我说：“我怀疑这些人是感染上了HIV了。”我说：“有那么多吗？”他说：“你试一下吧。”
因为当时做一个检测很贵，好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一个月才一百来块钱，没人做得起这个，我当时做这个研究的，我做了一下。42份中间有37份阳性，换句话说，他怀疑的那42个人中间，37个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就把那个结果拍下来，有一次艾滋病的学术讨论会，我就在会上讲了这个数据。讲着讲着，那个幻灯机停电了，为什么停电了呢？不让我讲，说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个数据。后来我也就没讲了，我也就没再说这个事情了。一两年以后，艾滋病在中国变成一个爆发性的发展，到了1995、1996年，(对)国家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多年以后，我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是我心中之痛。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声地去讲这个事情，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可能就一直在几万人、十万人以内了，不像后来迅速地发展到好几十万。国家每年要花几十个亿，来做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那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这样的工作者，讲真话、讲实话，大声地讲，高声地呼吁，可能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防治，还是在世界上的最前列，艾滋病的发病率要低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