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时，元好问娶了张氏为妻。妻子也出身于书香门第，温柔贤惠。他虽然喜欢饮酒赋诗，却从不光顾秦楼楚馆，婚后没有闹出任何绯闻和八卦。
元好问的才情没的说，但却无法迈过科举的门槛，第一次应试，他铩羽而归。老师郝天挺安慰他说：“我正好不想让你去当举子呢，区区一个考试，不足道也。”这位老先生素来主张教育不以科举为目标，所以元好问的落第也不奇怪。20岁时，元好问写下了《箕山》《琴台》等诗，当时的文坛盟主、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看后极为欣赏，夸赞说“少陵（杜甫，字少陵）以来无此作”，于是元好问名震一时，被称为“元才子”。
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被任命为河南镇平县令，一年后转任内乡县令。在他的倡导下，原来由于天灾兵祸而田园凋敝的内乡，逐渐呈现出田园葱绿、农事繁荣的景象。后来他又出任南阳县令，时值大旱，他极力上书，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被评价为“善政尤著”。
只可惜，当时金朝日渐衰落，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在新旧交替之时，人的选择分外艰难和痛苦，元好问也做了一些让人非议之事。
第一件事便是“崔立碑事件”。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次年，元帅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命元好问执笔，为他立“功德碑”。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修改。
在儒家文化里，文人最讲究气节，元好问为叛贼立碑，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当然，也有学者为他辩驳，说他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他只是平铺直叙，敷衍成文，并没有为叛贼崔立大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