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白居易欣赏唐衢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白居易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讽喻诗为武器，针砭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揭了一些人的伤疤，刺痛了一些人的心灵。这一点白居易是心知肚明的，正如他在《与元九书》所说的：“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此看来，当时白居易的创作环境是十分尴尬的，他不但忍受着外人的白眼，有时甚至会遭到讥讽和谩骂。
试想，白居易遇到的这种社会现实，与唐衢哭泣时的“满坐不乐，主人为之罢宴”又有什么不同呢？同是不被别人理解，同是被人侮辱，同是遭到别人的耻笑和憎恶，白居易每每伤心时，自然会想起这个爱哭的同命人，他要借用热捧唐衢之哭来宣告自己的正义。
值得关注的是，白居易欣赏的不是王公贵族，也不是诗坛大腕，而是一个无地位、无依靠、不被人重视的草根文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在白居易的心目中，唐衢作为一个草根，不顾世俗的冷嘲热讽，爱我所爱，哭我所哭，这种孤标傲世、远离流俗的傲岸精神正击中了白居易的最软处。不管别人怎么看，白居易认为，唐衢“不悲口无食，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悲甚则哭之”。这种哭不是无聊的哭，而是忠与义的抒发，这种哭，比诗句更美丽，比唱歌更动人。唐衢死后，白居易的情感闸门再也关不住了，他要以哭还哭，以泪还泪，终于发出了最后的吼声：“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白居易这么带头一吹捧，韩愈便坐不住了，他在《赠唐衢》中写道：“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匦函朝出开明光。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白居易、韩愈共同吹捧，贾岛也坐不住了，元和五年（810年）他在游嵩岳途经唐衢墓时，也赶紧写了一首悼念诗：“京索先生三尺坟，秋风漠漠吐寒云。从来有恨君多哭，今日何人更哭君。”通过这几个诗人的扎堆炒作，一个“哭神”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