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作品，在作者在世时就已广为流传于社会各地各阶层，乃至外国，如新罗、日本等地，产生很大的影响。
人生哲学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为应当坚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适当时机到来。当时机来临时，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诗文上，就是“讽谕诗”的创作;时机没有来临，就好好修养自己，反映在诗文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闲适诗”的创作。
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于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文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文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闲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即使是被贬谪至江州司马，处于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谪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
交友
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两人对于诗文的功能有相似的认识，故而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战友;同时两人作诗才能相匹敌，因而常以唱和为戏。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来形容两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与刘禹锡时常唱和往来。
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于歌妓的描述常见于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于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珑至越州，商玲珑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石继航认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轼晚年被贬谪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着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为卑猥之事。
民间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让一位老太太先读。老太太能读懂，则将诗收录下来;若不能读懂，则改写其文句。因此唐末的诗鄙俗而多俚语。”关于这一则记事，历代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唐宋诗醇》、胡适、叶庆炳。然而胡适、叶庆炳亦引述这则记事，作为白居易有意以口语入诗的旁证。可能也是因为白居易诗歌具有浅显为大众了解的特性，张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称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
唐代对白居易评价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