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重读〈边城〉》)
5、“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6、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