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社会历史与传记批评(3)

　　丹纳很注重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提到湘西的自然环境,不禁想起沈从文笔下的两岸青山、吊脚楼、云雾中的楼阁,翠色的篁竹。沈从文在这种自然景色的沉浸中展开了《边城》的故事。丹纳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会影响作家的情绪和价值观。沈从文可能也受优美景色的影响,对翠翠的描写像一首诗:“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可见,自然环境对沈从文塑造人物产生了很大影响。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通常隐去故事发生的时间,即使描述也是作为背景推得很远。但从很多作品中我们已经看出苗民依旧麻木地生活着,沈从文对苗民的描写其实是在唱一首首挽歌。在《丈夫》《萧萧》等作品中,“乡下人”虽然热情、善良、正直,合乎自然,但与此相伴随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们无法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环境。我们看到萧萧木然地抱着小儿子给大儿子迎娶童养媳,多么蒙昧的悲剧轮回啊!沈从文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所以在《边城》《长河》中他要表现理想的人生形式、人性,因为他知道只剩下理想的形式了。他在《〈长河〉题记》里这样写:“‘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湘西在变化中见出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所以,苗民的时代状况以及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对沈从文的创作观念是起着制约作用的,很可能到苗文化几近被汉文化同化后,沈从文就连理想都没的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