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采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是一篇含意深刻,很有艺术特色的历史小说。它主要根据《史记·伯夷列传》,并把《史记》的《周本纪》、《齐世家》、《殷本纪》,《尚书》的《泰誓》、《武成》,以及蜀汉谯周的《古史考》,汉刘向的《列士传》,明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等书中的有关材料组织进去,浑然一体,意义翻新。茅盾曾称它“巧妙地化陈腐为神奇”。又说:“《采薇》无一事无出处;从这样一篇小说就可以窥见鲁迅的博览。”这说明《采薇》是鲁迅匠心独运的杰作。
众所周知，鲁迅的历史小说，都具有古今交融，借古讽今的特点，含义也非常深远，因而在把握它的主题方面，不免常常意见分歧，《采薇》也不例外。有人认为“《采薇》中借助了两个不食周粟而终于饿死在首阳山上的迂腐老人的传说，对现实中的盲目的正统观念者予以嘲笑”。也有人认为《采薇》“刺了那些如果不及时人情自己思想的糊涂总有一天要成为可怜而又可鄙的遗老遗少的盲目正统观念这。”有人认为鲁迅在《采薇》中所要揭发和批判的是“伯夷叔齐的盲目的正统观念和腐朽的封建道德”。有人认为《采薇》“是撕下周末周初伯夷，叔齐身上的伪装，对这两个古代隐士的狼狈相予以心酸嘲讽的历史小说。”如此等等，这些说法。也许以往诸说都在各自的逻辑线路上读书了《采薇》的某一方面意蕴。但我觉得他们都偏离了作品的总体构思，是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片段做了不甚切合实际的发挥后推衍出的急功近利的结论。当然，严格来说，对一部作品的任何言说都带有猜想的性质，而我们所应做的事从作品的总体分析出发。
由于《故事新编》写的是远古的历史题材，主人公的性格，气质的基本特征与鲁迅本人差别很大，而且在情绪表达上也已从热情的喊叫转向了深沉的思索，人物塑造更是从主体个性的灌注转向了客观的描述，因此，读这部作品很容易让人“超凡脱俗”地漠视作家的存在，沉潜到久远的历史当中观看古代圣哲们的表演。我觉得《采薇》的深层意蕴与鲁迅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在我的审美景观中，鲁迅通过伯夷，叔齐的故事又要的事表达这样的《采薇》的主题：嘲讽伯夷叔齐恪守“王道”的迂腐性，揭露和批判“王道”的虚伪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笃信王道的夷，齐，结果却被王道吞噬了，从侧面说明了王道的虚伪性。同时也表达了在污浊的世界中执着的遵循自己的内心真性，为践行一种人生理想顽强地活下去是多么地不容易。
鲁迅早在二十年代，针对北洋军阀政府提倡读经，就曾指出过：历来多少阔人只要读一点记载先王之道的经书，“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能够借假大义，窃取美名”。“只要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的来主张读经”。“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绝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伯夷，叔齐正是这样“糊涂透顶的笨牛”,他们并不理解先王之道的精髓，却诚心诚意的履行先王之道，自然到处碰壁，最后落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伯夷，叔齐为忠于先朝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鲁迅则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塑了两个人物，在他们身上灌注了新的价值判断，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鲁迅显然并不认同伯夷，叔齐的为“义”而死，因为他们的死既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只留了个祖传千名的“美名”，他们的实质是逃避主义是其生存方式，“苟活”是其生活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并不象鲁迅看的那么透彻，毕竟逃避是为了“孝”，“忠”“仁义”是为了大义，是应该被提倡的，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收到过质疑，他们的死无疑是具有悲剧的英雄主义色彩：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个性生命虽遭到毁灭，精神却得到永生。但是《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对于信仰的执着却总是透着点滑稽。因为百姓对于他们死的结论，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英雄”的死因在百姓的闲谈中消磨的面目全非，他们之间的感受原来是如此的不相同，他们的价值连妲己舅公的干女婿“略懂文学”的小丙君都拉拢不到。鲁迅用自己的怀疑，否定的眼光剥夺了他们神圣的外衣，还远了他们精神的无价值。于是一向被奉为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与实际意义上的无价值长生了强烈的反差，喜剧感产生了。
当时越是执着，虔诚，其实结果越是可笑，荒谬。然而在这笑声中却透着一丝的凄凉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