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以政治学的眼光去研读这首诗则另有一番天地。
第一，作为杨妃被缢背景事件的安禄山叛乱，如果以安禄山起兵始，以其大将史思明投降止计算，前后不过2年又两个月，但于唐代来说，它却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一个划时代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前，经贞观之治，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黄金时代。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风光不再，中枢萎糜，接着便出现最终导致唐王朝灭亡的两大灾害：藩镇割据和朋党争斗。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绝对是唐代朝廷的一块心病，一个痛点。然而，正是这痛点无时无刻不在迫使当时有识之士不断思索：在盛唐之时，何以出现此等血腥的惨杀和招至严重后果的事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谁应对此负有责任?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但幸亏当时唐王朝执政者仍保持着盛唐时代宽阔的胸襟和自信，并没有如后世那样设立禁区，钳制人口，严禁人们对安史之乱进行研究和剖析，而是允许人们用 多种方法和形式去表达自己的分析和评判。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有幸读到《长恨歌》。 或许，这也正是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又国祚延绵150年的原因吧。
第二，《长恨歌》创作于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此时距安史之乱刚刚50年。白居易诗中的男主角唐玄宗是当今皇帝唐宪宗李纯的高祖。白居易作为诗人以浪漫的笔法歌颂了李隆基的情感生活;但在政治上并没有进行多少文饰。如，他说李隆基好色：“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他说李隆基沉迷于女色而误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期”;他说李隆基以裙带关系用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凭心而论，白居易笔下的唐玄宗有点像周历王、隋炀帝。他的这种写法应该说是有意的，因为白居易一向主张写诗要“泄导人情”、“补察时政”。他在《与元九书》中就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几乎是路人皆知的事。然而，唐王朝当时的柄政者并没有特别在意此事。他们一未对作品进行查禁，二未对作者罗织“胡言犯上”、“恶毒攻击”之罪名而下狱，而是听之任之广泛流布。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一文中曾介绍《长恨歌》流布情景：“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柄政者的这种宽容并非专对名气很大的白氏。与其同时的又一诗人张祜，也曾写诗嘲讽唐玄宗的好色，如其《集灵台》组诗之一： “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受箓，太真含笑入帘来。”他也批判玄宗大搞裙带政策：“孚虎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这种事情若发生清朝“康乾盛世”，早就大兴文字狱、焚书灭族了。从这个角度看，唐、宋、元、明、清，真不知历史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
第三，唐朝有幸，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虚伪的道学家尚未行世，因此唐人也就不尚娇饰，不太会把丑事说成壮举，把猥琐说成伟岸，因此也就显得率真可爱。例如这部《长恨歌》就没在乎杨玉环原是李隆基的儿媳，也没因李隆基贵为天子而将之奉为不可正眼直视的神人，而是将之视为同样食人间烟火的男女，并按照自己的判断秉笔褒贬。记得不久前还读过李隆基自己写的一首词，更显出唐人的这种天真率直。那首名为《好时光》的词是这样写的：“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显然，唐玄宗笔下描绘的是一位他亲近过的倾国丽人，否则不会对“莲脸嫩，体红香”有如此真切的感受。然而，正是出于真爱，这位皇帝才真心地祝愿她“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这简直就是臧天朔唱的那首流行曲：“如果你找到了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后世的皇帝中不乏多情种子风流汉，而且，不管是真会还是附庸风雅，他们都想试一试顺口溜，但你可曾读过一首这种抒发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小令吗?不仅如此，唐代虽然文盛，但至今也没发现当时哪位作家把唐明皇这种香艳文字说成是圣上圣明，无时无刻不在为民操劳，连一般小民的婚丧嫁娶也时刻记在心上这类阿谀文字。
这就是大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