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迟子建创作了《旧时代的磨坊》、《秧歌》、《香坊》等接近“新历史主义”的小说，第一次与文学潮流靠近。在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和历史视角的个人化方面，迟子建的这些中篇小说，包括后来的《伪满洲国》都与“新历史主义”有相似之处，但迟子建的小说并没有“新历史小说”对“革命”的颠覆和重述的特质，《旧时代的磨坊》写的是旧时代大宅院女子的悲剧命运，《秧歌》是 “小梳妆”凄婉的人生传奇，而《香坊》是围绕“香炉”的得失牵扯出的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历史在这些作品中是一幕昏黄的时间背景。那长篇《伪满洲国》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呢?这部小说主要写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小人物，从溥仪、婉容、祥贵人、福贵人等皇室，到胡二、杨三爷、王小二等所谓贱民;从王亭业、郑家晴到王金堂、祝兴运;从李香兰、谢子兰到慰安妇、朴善玉、杂货张，这各色人等的书写，都是从日常生活写起。作者通过记录他们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命运浮沉，来展示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状态，并希冀以此来还原、或者说论证这段历史的存在。这与“新历史小说”漠视历史的真实性存在和对历史意义的质疑显然不同。《伪满洲国》之于“新历史主义”，是极具个性地走进，又极具个性地走了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与90年代的“女性文学”热潮又是否相融呢?迟子建说：“我写作时，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女迟子建’在写作。无论是 处理重大的历史题材，如《伪满洲国》，还是处理小题材，如《亲亲土豆》、《清水洗尘》等，我只遵从艺术的原则。不过，我很少写关于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也从来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迟子建在写作中从来没有凸显过自己的女性身份或者彰显“女性意识”。她写过很多个性饱满独特的女性形象，但那也只是和男性对等互补的艺术形象。比如《亲亲土豆》里的李爱杰，是一个勤劳、坚韧、善良的女人，她和丈夫在贫瘠的生活中相濡以沫，丈夫患了绝症，她不离不弃，坚强地承受命运的磨难，丈夫去世之后，她用承载他们生活希望的土豆埋葬他，小说结尾刻意的浪漫手法升华了夫妻双方那种温暖和谐的爱。《逝川》中的吉喜年轻时即漂亮又能干，却因为“完美”没人敢娶而孤独终生，她也悲伤，也怨恨上帝，但依然坚强地活着，并以一种更为智性的方式(为阿甲渔村的新生命接生)无形中回应那些不要她的男人，吉喜的命运或许的悲剧的，但她的善良、倔强，她对生命的慈悲和柔情，令人感佩。诚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的写作天然地具有女性细腻、婉约和柔美的气质，但其作品的题材和内在精神则比之于“女性文学”更为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