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4)

　　反思历史，仍是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迟子建创作《伪满洲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陈思和曾指出：“历史是一种消逝了的存在，了解历史真相，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统治者以最终胜利者的立场选择和编纂的历史材料，如历来的钦定的历史，由此获得的关于历史的总结和看法，我称之为‘庙堂历史意识’，它除了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揭示历史以外，还强调庙堂权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另一种是通过野史传说，民歌民谣、家族谱系、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民间处于统治者的强权控制下，常常将历史信息深藏在隐讳的文化形式里，以反复出现的隐喻、象征、暗示等，不断换取人们的集体记忆，由此获得的历史的看法，我称之为‘民间历史意识’。”③新时期以来，“民间历史意识”逐渐成为作家们表现历史的主要方式，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表现宏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进步，它表现了当代社会对个体价值及其历史作用的尊重。但是，完全将存活于民间的历史记忆放在强权控制的对立面上，仿佛失去了其自在性，也是并不十分客观的看法，因此这种概括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从90年代初期起，一批曾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 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等。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涉及到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描绘的“文革”、“反右”等1949年以来的历史，更将笔墨伸展到整个20世纪。这些小说处理的“历史”并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历史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这些小说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④另一方面，莫言、陈忠实等人的新历史小说，成就的仍然是一种伟大叙事和民族寓言，他们对民间的开掘集中在充满野性与强力的人物身上，注重描绘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对暴力的嗜好、对性爱的张扬、对权力的追逐等非常态行为成为其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笔下，民间世界的中心人物是一些逸出了正统意识形态所规范的“英雄”、“强者”。他们的创作虽然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范，但亲近了民间的权力运作机制，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场面，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其作品的结构中心。《伪满洲国》也是一部立足于民间的新历史小说。不过，迟子建在她所构建的历史环境中显示了她对历史的独特解读和对民间世界及其意义的不同理解。从总体结构上看，《伪满洲国》具有“史诗性”作品的宏大气势，时间跨度较大，以纪年体为纲展现伪满时代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空间覆盖面也极广，几乎涉猎伪满占领区所有的主要区域，既有主要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有乡下农民的生存情形;既有伪满皇室生活，也有对日军细菌部队和移民开拓团的叙述;既有对抗日联军的书写，也有对中国劳工的描绘;对其他城市和偏远之地的生活则通过商人郑家晴的颠沛流离和土匪出身的胡二的不断迁移来实现。这表明，作家试图全方位立体式的去展现“满洲国”的历史画卷，但是作家又不愿落入传统历史小说的窠臼。吴义勤在《历史·人性·叙述》中指出：“迟子建在这部长篇里书写历史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建构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时，其艺术的着眼点恰恰是那些最细小、最边缘的东西。另外，这部小说于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的新历史小说是反讽、调侃、解构历史，而迟子建却似乎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正面甚至正统的追求。她不是要解构历史，而是要为历史去蔽，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⑤作家以平实的笔法书写了在巨变事端的缝隙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权力的更迭、残酷的战争推至背景，而将琐碎的生活状态凸现至前台，将暴力、杀戮等人性恶冷处理，把人情的温暖和生命的顽强打造成推动文本叙述进程的动力和历史前进的力量。这种类似于萧红式的将历史人性化处理传达的正是女性特有的对繁华与毁灭的审视、对文明的质疑和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