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
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
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