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 “相恋”了10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准备了大量资料并做了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本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