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层民众的辛酸与浪漫
古往今来，爱情国度从来不缺少浪漫的故事，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爱，早已不再是人们羞于出口的神圣字眼：无论是在流光溢彩的电视剧还是在林林总总的书刊杂志上，面目各异的红男绿女纷纷上演着他们的爱与不爱。其主人公多是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他们的爱情故事情节紧张，动人心魄，观众被他们吸引，为他们激动。他们的爱情是精神上的廉价品，却是物质上的奢侈品。浪漫成了金钱的堆砌物，成了爱情的工具和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实在是一个与浪漫无缘的故事。主人公“王锐”和“林秀珊”是从农村来的打工仔，丈夫王锐在哈尔滨当建筑工人，而妻子林秀珊因为长了一口难看的黄牙，只能在让湖路一个区的毛纺织厂食堂里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他们绝对没有钱在情人节那天买上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也绝对没有时间去吃浪漫的烛光晚餐。中秋佳节的这一天，两个人意外地得到了一天的假期，他们也想给彼此制造一个惊喜，没有事先约定就踏上了探望对方的火车。当丈夫到达妻子的住处后，得知妻子已去了他那儿。于是乎十万火急地往回赶，而与此同时，妻子也急忙返回。而当丈夫回到工棚发现妻子已经返回了，又马上追了过去。八月十五的晚上，他再一次回到她工作的地方，却得知她又去了他那儿。在这个本是团圆的日子，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而明天，他一早就得去工地上班，而她一大早还要去给人做饭。他们不得不踏上各自归去的路。在月圆之夜，他们坐在相对而开的火车上，盼望着那迎面而过的相会。而他们只看了一眼，火车就像蛇一样地溜掉了，交错过往就在一瞬间。王锐不明白，他们一直乘坐的慢车为什么会消失得如此之快。最后他才悟出“他不该把慢车当成窗外的风景，因为风景是固定不变的，而慢车则是运行着的”。两列“反方向运行的慢车在交错时，慢车在那个瞬间就变成了快车。他们在相会的那一时刻，等于在瞬间坐上了快车”。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感到一种心酸的浪漫。在中国，人数庞大的农民，作为底层民众却很少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被当做麻木、无知、不懂感情的群体而存在。在诸多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以他们为主角进行创作的。在当代文坛，对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生活的描写，至今还停留在鲁迅先生对“闰土”的那种刻画，即便是后来的赵树理、高晓生等人，随后以农民为主人公进行的书写，也依然没有脱离对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性”分析。而对于他们的爱情，更是很少涉及，更多是像“小二黑”和“小芹”那种简单意识形态的描写，更与浪漫扯不上关系。而在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迟子建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沐浴在温情和感伤之中散发着诗意和美好的爱情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王子和公主，但却不妨碍他们拥有童话般的爱情。
迟子建对男性形象的态度与其他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态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她们经常把男性当做对立面，毫不掩饰自己对男性的失望和鄙夷，为此她们笔下的男性形象，大都自私猥琐。所以她们笔下的爱情更像是一道借爱之名的算术题，你加减，我乘除，非要算计出一个结果，只是那个结果早已与爱情无关。在迟子建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男性形象已经不存在男性文化的烙印，他们没有表现出凌驾于妻子之上的身份，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去爱对方、体贴对方。王锐就是迟氏笔下的“杰出代表”。他会在每次的约会前小心而羞涩地问妻子：“你身体方便吗?”他会穿上最好的衣裳去赴约，会精心挑选送给妻子的礼物，为妻子选择一条丝巾还要仔细考虑：“他先是要了蓝底白花的，它豁亮极了，一眼望去像是晴空下飘荡的一片白云。后来他怕妻子戴这样的丝巾太招人眼，万一她在周五的傍晚等他的电话时戴这样的丝巾被坏男人盯上了怎么办?于是他就换了一条蓝底紫花的，它不那么显眼，也很漂亮，有如暗夜草上的花，虽然看上去影影绰绰的，但给人一种典雅美。”他对爱情是如此忠贞，在车上有个妇女怀抱孩子坐在地上，无所顾忌地奶孩子。王锐看了一眼她裸露的丰满的奶子，不由得羞愧地低下头，他觉得看别的女人的奶就是对妻子的不忠。
爱情是相互的，只有平等的男性和女性地位，互相深爱的两个人才能产生最和谐最美好的爱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林秀珊每周去给王锐打电话，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还是梳洗打扮一番;每一次的相聚，明明已经定上了闹钟，可还是会担心，怕丈夫迟到，“索性不睡，和闹钟一起等待着唤醒丈夫的那一刻”;自己省吃俭用，却想方设法为丈夫买一把口琴。
贫贱夫妻百事哀，虽然他们只能通过每周一次的电话联系表达感情，而且只能在公用电话亭里，在风中雨中雪中大声地说。每一次的相聚只能住25元一夜的地下室，只能到小酒馆要两盘水饺或者两碗肉丝炸酱面，或者到人声鼎沸的大排档上吃两碗馄饨。可是他们却如此纯粹地全身心地相爱。这两个处于生活最底层、物质极为拮据的夫妻，却固守着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一份诗意浪漫的爱情。他们让我看到了最原生态的爱情——我们曾经认为它已经迷失了，但是我们却再一次看到了它。它洗清了污垢，素面朝天，向我们微笑，纯净如璞玉一般，在不经意中温柔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