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母亲和生产队
我们小镇有正式工作的，也就三四十人。他们分布在学校、供销社、粮店、卫生所、种子站和山场的伐木点，是拿工资的。其他的人，只要年轻力壮，无论男女，都在生产队。
生产队说白了，就是劳动群众的家。大的生产队拥有几十垧地，上百人;小的生产队也就四五十亩地，二十来人。我们小镇有四个生产队，队下面又分了组。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员和记工员。那时实行工分计酬，男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吧，女的也就七八个工分。母亲是一队的出纳员，除了记账，她还做领工员，也就是领着社员干活的人。好的年景，她的收入，赶得上父亲一年的工资了。一到这时，母亲会把分到手的那摞钱夹在指间，打快板似的，哗啦啦甩着，在家人面前炫耀。分红大都在腊月，正是忙年的时候。生产队一分完红，小镇供销社的门槛，就快被人踏平了。男人们打酒买烟，孩子们买鞭炮糖果，女人们买花布、棉鞋、酱油、米醋、粉条、蜡烛、毛巾、肥皂、雪花膏、卫生纸等等，恨不能把货架掏空了。
母亲所在的一队是永安最大的生产队，人数多不说，它的场院，比学校的操场都大。生产队有一座狭长的板夹泥房子，社员们叫它“队屋”。队屋的东头是豆腐房，西头是牲口棚。队屋后面，还有一座小仓库。
每天天不亮，一个姓高的胖女人就来生产队套驴拉磨，给一队的社员做豆腐了。豆腐出来，太阳也出来了。豆腐无非两种，雪白的切得四四方方的水豆腐，以及像黄手帕一样干爽柔软的干豆腐。做豆腐是大人的事，换豆腐则是孩子的事。早晨起来，往往还没洗脸呢，母亲就递过一个装着黄豆的铝皮盆，打发我换豆腐。吃豆腐的人家多，豆腐做得有限，晚去就没了。
队屋最大的那间，在房子的当中，是社员们聚会的地方，光是一铺大炕就有二十多米长。队长领着社员学习，分派活，都是在炕上进行的。通常是女队长盘腿坐中央，社员们蜷腿坐四围。队长抽烟，社员也抽。所以队屋一开会，母亲回家时，一身的烟气。幽默的父亲，会划根火柴冲她比画，说要把她点着抽了。哦，母亲要真是根香烟的话，还是过滤嘴的呢，因为她常穿黄胶靴。
生产队开会大都在晚饭后，社员们吃饱了喝足了，舒舒服服坐在热炕上，打着饱嗝放着响屁听队长讲话。队长分派活儿时，大家是肃静的，一旦要念报纸学习，屋子就闹哄起来了。队长聪明，她念上几段，就说遇到生字了，把报纸撇给我母亲，母亲心领神会，跳着段落念，一篇社论被她拆得七零八落，很快就读完了。
生产队有广阔的土地，我们称为“大地”，种植着土豆、大头菜、萝卜、大葱和白菜。这些菜秋天时会被塔河镇调拨走，作为城镇居民的越冬蔬菜。队里把额定的任务完成后，余下的菜，就可自行处理了。生产队会把品质上乘的菜留着，卖个好价，以利分红。除了种菜，脑筋活泛的队长，还常承揽私活，派社员给塔河的建筑工地拉沙石，给居民区挖排水沟，给种子站栽树苗，帮林场伐木等等，捞外快。所以一队的工分，比其他生产队的值钱。也因此，二队三队的社员，总想跳到一队。但队长对社员的数量严格控制，生产队就是一个家，劳力多了，人浮于事，等于削弱队里的实力。
社员们把分红叫做“擗钱”，擗钱后若是结余多，队长就会张罗一台戏。生产队的仓库，放置的不仅是农具和各色种子，还有锣鼓及花花绿绿的戏服。一队有个叫兰英的女人，模样好，嗓子也好，是戏台的主角。生产队唱戏，队屋就是戏场，大炕就是戏台。听戏的除了社员，还有他们的家人。可是兰英的男人从来不来，尽管戏台上最出彩的是他的女人。
兰英的男人姓蓝，在塔河镇派出所上班，个子高高，一张马脸，大眼睛暴突着，腰间别把枪，见人爱理不睬的，骑一辆大永久自行车上下班，大家叫他老蓝。因为挣得多，他归家时，自行车车把下，常吊着好吃的，麻花、糖酥饼或是猪头肉。老蓝进镇子，常引得几条狗流着涎水跟着他的自行车狂奔。老蓝进了家门，狗们才停下来，抖抖身上的毛，悻悻地各回各的主子家去。
我们小镇同住一幢房屋的邻里，处得好的，会走一个大门，家与家之间毫不设防。东家包饺子，会送给西家一碗;西家炖肉了，也给东家一碗。鸡鸭鹅狗更是不分彼此，一起玩耍，一起吃食，晚上还常去对方家的鸡笼鹅圈睡觉。老蓝和他的邻居张瓦匠，就共用一个院子。
张瓦匠不像老蓝终日阴沉着脸，他是个快乐的人。老蓝的媳妇俊俏，他就常和她逗趣。老蓝早出晚归，他白天不在家时，兰英若想搬个重物呀，磨个菜刀呀，就唤张瓦匠帮忙，张瓦匠的女人从不计较。她虽然没有兰英漂亮，但温顺文静，面皮白净，别有一番韵味!邻居们因为这，常跟张瓦匠开玩笑，说他不容易，一手托两家!这话传到老蓝耳朵里，他认为张瓦匠和自己老婆有染，怀恨在心，起了歹意。一个夏日的礼拜天，他竟开枪打死了张瓦匠夫妇和他们的儿子!
一个警察杀死一家三口人，在当时是轰动全国的灭门惨案，公安部都来了人，我们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一下子出了名。我还记得枪声过后，老蓝家东头的邻居跑出来叫喊“老蓝杀人了”，我拔腿跑到出事地点，趴着东头人家的板障子，察看凶案现场。只见老蓝仰面躺在地上，脖子咕噜噜地冒血泡。原来他射光了子弹，自杀时用菜刀，没有砍断脖子。想必张瓦匠很久没帮他家磨刀了，菜刀太钝了。家人见我胆大包天去看这个，吆喝我快回去，说是老蓝杀红了眼，万一爬起来，会逮谁杀谁。我吓得跑回家，一连多日不敢睡觉，一想起老蓝的样子，就恶心得连饭也吃不下去。
老蓝被救活后毙了。枪毙他的地点在采石场那一带，是最爱长蘑菇的地方。从那以后，采山的人们，都不爱去那儿了。说老蓝是横死的，鬼大。
这桩凶杀案，改变了我们小镇邻里的格局。生产队纷纷召集会，提醒社员，最好不要两家用一个院子。于是那一年，竖板障子和加高围栏的人家，非常之多。邻里之间，从此隔山隔海似的，疏于往来。不过，动物们是不管这一套的，它们出了自家小院，到了大门外的公共领地，又亲密无间地聚合在一起了。
生产队的牲畜，属于集体生产资料，是不能随意宰杀和转卖的。有一年，队长见一头牛老得干不动活儿了，白搭草料，而那一段供销社好久没供应肉了，便与生产队的几个骨干合计，六人合股出资，悄悄把牛宰了分吃。知内情的除了他们，还有喂牲口的老哑巴。哑巴知道的事儿，在大家眼里跟不知道一样，所以也没介意。为了避开其他社员，杀牛是在深夜。一头牛分六份，每家连肉带骨头，挑回了半担。
第二天一早，母亲关起大门煮肉。老牛费柴火，牛骨头和牛肉在大铁锅里被慢火煎熬了三四个钟头才烂。我急嘴子，肉半生不熟时，就掀开锅，取了一块牛骨，蹲在灶台前啃，累得腮帮子酸疼。牛肉熟透了，我又是一通吃，弄得满手满嘴都是油。母亲嫌我吃相不雅，说是像我这样的女孩，将来不好找婆家。我一赌气，掀开锅盖继续吃，撑得倒仰。
宰牛的事情最终还是在小镇传开了。泄密的可能是老哑巴，也可能是狗。老哑巴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他会比画。他喜欢那头老牛，不舍得它死。据说杀完牛，老哑巴哭了，队长给他牛肉，他坚辞不要。狗又为什么会成为嫌疑犯呢?因为这六户人家虽然是关起门来悄悄吃肉，可是吃剩的骨头，会扔给它们。狗牙和牛骨硬碰硬，一块骨头，狗得啃好几天。它们不仅在家啃，有时还叼到大门外，过路人一看它们嘴下的骨头棒，就明白了八九分。有人写了匿名信，把队长告到塔河镇。镇上派人下来调查，确认牛虽然被杀了，但它确实太老了，不能再为生产队效力了。而六个私分牛肉的人，事先都交了钱，可以从轻处罚。最后镇里给队长警告，并让他在全体社员大会上检讨，母亲与其他几人，则被扣了工分。老蓝杀人事件之后，这个被社员称为“六大股”的杀牛事件，成为小镇人茶余饭后的又一个谈资。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秋天是属于生产队的季节，也是属于母亲的季节。秋收的学问很大，先收什么后收什么，完全取决于庄稼的耐寒程度。萝卜和土豆要早收，傲霜的白菜和大头菜可以后收。收好的菜，通常分三等，分堆放着。母亲是一队的秋菜调拨员，哪片菜好，该进哪个等级，她说了算。而最终留给队里的好菜，要做个伪装。也就是将好的埋藏在里面，次的覆盖在外面，这样塔河镇来拉秋菜的人，就不会打它的主意了。
深秋的早晨，一挂挂从塔河驶来的马车，碾着落叶和白霜，嘚嘚来到我们小镇的庄稼地，采购越冬蔬菜了。四个生产队的菜地相距不远，但马车停在一队的时候多。往往一队的秋菜售罄，二队三队的还堆积如山呢!母亲忙完队上的活儿，会歇上一两天，然后请瓦匠来打家里的烟道和火炕，把挂了一年的灰清除，再用石灰将墙刷得雪白，用蓝油漆将炕涂得锃亮。我记忆中的70年代幸福时光，就是秋日的午后，懒洋洋地躺在新刷了油的热炕上，一边翻小人书，一边啃青萝卜。看累了，撇下小人书的一刻，看着雪白雪白的墙壁，感觉是在云端，满心晴朗。
生产队的财富，是社员们用血汗换来的。母亲做领工员时，我不止一次听社员私下抱怨，说她领着干活太狠了!而母亲干活之所以拚命，不过是为了让大家多挣点。母亲在生产队卖力了二十多年的结果是，肩膀仄着，那是冬天在雪窝子里扛小杆、长时间受重压的缘故;而她的脊椎，骨刺丛生，常常疼得直不起腰来。
如今年届七十的母亲，一提起生产队，就一肚子火气。说是在生产队干了半辈子，没少给国家做贡献，可老了生活无保障，没有补贴，不享受医疗，只能靠子女来奉养，实在不公平!她说没有生产队，70年代的人们，就得挨饿。我一听她发牢骚，就会拿“六大股”的事挤兑她。她每回都撇着嘴辩驳，不过内容不同而已。她有时说：“要不叫我，你能吃上那么香的牛肉么，体格能这么好么，哼。”有时则说：“杀了头老牛，塔河镇就派人下来调查了，说明那年代的人不腐朽!现在别说杀牛了，当官的把单位吃空了，也没人管!”每次说完，她都要念叨“六大股”的结局，谁谁病死了，谁谁得了老年痴呆症不认人了，谁谁穷得现在还得卖菜换油盐，总之，晚景凄凉的多。
而我最想知道的，是喂牲口的老哑巴的下落。还记得有回我与邻居的女孩溜进马棚，坐在干草堆上互捉头发里的虱子，我起了顽皮，将捉到的虱子往马槽里扔，被老哑巴发现了。他瞪着眼睛，举起猪八戒扛着的那种九齿钉耙，将我们赶出马棚。在他眼里，所有的牲畜都是圣洁的。
有人说老哑巴去了山东，还活着;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我想老哑巴去了另一世，是回到故园了。因为那里，是一个无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