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从20 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 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 ”、“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内忧外患并存的社会背景使这一时期的诗人更看重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闻一多正是这一时期受杜甫思想影响颇深的爱国诗人，同时，新诗在确立了文坛地位之后，摆脱早期的粗糙与稚嫩、寻求进一步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以闻一多为首的新月诗派同人提倡“新格律体”，与杜甫以及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是分不开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打开了诗人们的视野，也促使他们将内在与外在、现状与历史对接起来对社会、人生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希冀在诗歌里铺开一个无所不包的广阔世界，杜甫中晚年的诗歌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样本，从以上各方面来看，冯至都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最得杜甫精髓的诗人。这一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很多诗人是通过冯至接受杜甫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