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千百年来成为诗人们的典范。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时代造成的个性的张扬使“以杜甫为宗”的观念永远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对杜诗的富有个性化的继承和发扬，人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走进杜甫，形成和古代诗人截然不同的学杜特色。
新诗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颠覆性的反叛(正如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断裂一样)，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自从胡适举起“诗国革命”的大旗，高呼“作诗如作文”，提倡诗歌的无韵化和散文化，废除旧体诗的所有规范，似乎一夜之间，旧体诗成为打倒的对象，胡适也
我比杜甫差一点屡屡为自己新诗中消除不尽的旧诗气息感到汗颜。然而如果不仅仅局限于新诗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古代诗歌传统作为潜在的因素，其影响是割不断的精神血缘。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和新诗的发展，人们从杜甫身上学习借鉴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20年代初，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下，“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作家们大力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与之相适应，大力宣扬白话文学，掀起白话文运动。
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胡适的学习杜甫颇有些“托古改制”的味道，就思想主题而言，他把杜甫的“问题诗”作为研磨的对象，十分注重杜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意识，在形式上，着重学习的是杜甫的“白话诗”、“诙谐诗”、“小诗”，除个人主观因素外，还出于借此为白话诗张目的考虑，受胡适影响的早期白话诗人也多有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