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心大意：
这五首诗分别吟咏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在三峡一带留下的古迹，赞颂了五位历史人物的文章学问、心性品德、伟绩功勋，并对这些历史人物凄凉的身世、壮志未酬的人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寄寓了自己仕途失意、颠沛流离的身世之感，抒发了自身的理想、感慨和悲哀。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赏析：
其一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写安史之乱起，漂泊入蜀居无定处。颔联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颈联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末联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其二
这第二首是推崇宋玉的诗。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生后所不平。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其三
这是杜甫经过昭君村时所作的咏史诗。想到昭君生于名邦，殁于塞外，去国之怨，难以言表。因此，主题落在“怨恨”二字，“一去”二字，是怨的开始，“独留”两字，是怨的终结。作者既同情昭君，也感慨自身。沈德潜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这是《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此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可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亦与此意相接近。究竟谁是谁非，如何体会诗人的构思，须要结合全诗的主题和中心才能说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说。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一下之后，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这里，这句诗自然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话又回到此诗开头两句上了。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是值得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的。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说明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他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象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相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的确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绝，不同凡响：三峡之水从千山万壑间流过，山势峥嵘起伏，有如万马奔腾，直赴荆门。江之北岸传说依旧坐落着昭君村。上半联如高鸟俯瞰，境界宏远；下半联则似电影中的“定格”，具体点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将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峡”的阔大背景中。一个“赴”字，画龙点睛，使山水充满了生机；一个“尚”字，写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状态。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因为“尚有村”传达了一种“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陡起直转，必然过渡到下面对昭君命运的咏叹。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颔联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一去紫台”便说此事。“紫台”即紫宫，天子居处；“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境内。据《归州图经》记载：“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这两句以极简的文字，写出了无穷的感慨，写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论诗曰：“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杜甫以“紫台”对“青冢”，一雍荣华贵，一凄凉冷清，在色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朔漠”对“黄昏”，又烘托出一种肃杀渺茫的凄惨气氛。先从字缝中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连”、“向”二字，更是颇具匠心，前者将“紫台”、“朔漠”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剧和西汉朝廷的昏庸联系了起来；后者使同种色调互相渲染：青冢瑟瑟，面向暮霭沉沉，一片萧条充塞广宇，象征着“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余地。这两句中的“朔漠”、“黄昏”，又是叠韵双声。这正如《贞一斋诗说》所云：“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成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可见杜甫确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杜甫此联虽然紧承上联之意说出，但却由咏古迹转向了咏怀与议论，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画图省识”句，本于《西京杂记》的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对这一句的解释，历来有分歧，或曰：假使汉元帝能从画图察识昭君的美貌，就不会有魂魄空归的遗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后人只能从画图上去辨识她的丰姿了。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据律诗对仗法则，“省识”对“空归”，“空归”既为偏正词组，“省”字就该修饰“识”字。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才符合杜甫咏昭君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这两句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汉元帝昏庸，“按图召幸”，使小人有机可乘，故而辨识不出美恶真相，才害得昭君遗恨终身。这就把帐算在了昏君、佞臣的头上，含意深广。杜甫自己“窃比稷契”，结果却遭到君王的厌弃，终老江湖。因此，他对昭君的厄运充满了同情，对昭君的故国之思有着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经铸就，纵使昭君魄魂归来也是枉然了。“空归”二字真写得肝肠寸断，把万千遗恨表达了出来。“春风面”与“夜月魂”更是对得惊警：昔如彼，今如此，讽情贬意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相传“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联写得真切率直，说的是千载之下，人们分明能从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白居易论诗要“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杜甫却说诗要“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适岑参三十韵》）。乍看二语抵牾，而事实上当诗歌“显其志”时，诗思也就达到了高峰。这是诗人对所叙之事的一个总结，又是诗人感情最强烈的抒发，而此时此刻最能发人深醒，这也就是“篇终接混茫”。杜甫在写了昭君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之后，毫不隐讳地以怨恨作为一诗归宿，正是“卒章显其志”。仅就昭君命运来看，她“一去紫台”，便“独留青冢”；因“画图省识”，而“环佩空归”，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见遇，怨死后的无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险诈。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伤，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过，“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黄生《杜诗说》），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铸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轻议。这首诗题为“咏怀古迹”，重心是在咏怀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结，只能算是咏史。这不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怀，还会产生误解。以前吴若本、《读杜心解》等误把这组诗分为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实只要结合杜甫做诗时的境况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来看，就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借古抒怀的动机很明显，五首诗的联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际会之难；漂泊西南、依人为生的岁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扰乱他又欲归不得。所以他咏庾信，寄托自己的乡关之思；咏宋玉，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咏昭君，谴责君王的美恶不分；咏刘备、孔明，仰慕他们君臣无间的关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那么可见，这曲中倾诉的怨旷之思岂止属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恶的君主又岂止是汉元帝一人，后来有多少人才仍在抒发着感世不遇的情怀！这一曲怨恨已流传千载，谁又能断言它不再继续下去？这一结，切中时弊、含意深远，正是“篇终接混茫”。
其四
第四首咏怀的是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其五
这是《咏怀古迹》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