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