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英出走说”
这是顾城杀妻的主要缘由，也是本文的叙述重点。这个人物的出现，起了悲剧发生的催化剂和导火索地作用。顾城和谢烨的好友姜娜曾愤慨地谴责李英说：“这个女人对这个悲剧的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她闯进了顾、谢甜美的生活，破坏了他们往日的宁静。她霸占了顾城，(编者认为：这纯属顾城没有正性，腐化堕落，胡作非为所致)赶走了小木耳。致使谢烨决意要离开顾城。
李英，这是顾城和谢烨合著的小说《英儿》一书中人物的原型。李英的介入，加速了顾家的彻底毁灭。李英何许人也?李英也是北京人，笔名麦琪。曾在北大中文系就读，当过编辑，李英与顾城相识是在1986年在京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有人以反对诗歌自由化为名，驳斥顾城的诗是淫诗。李英和谢烨等人当场提出反对，最终获胜。从此顾和李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90年，李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接受了顾城和谢烨的邀请，来到新西兰激流岛，往返机票都是顾城和谢烨为她购买的。这使李英对顾、谢俩人感激不尽。想不到李英到岛上不久就和顾城好上了。谢烨对他俩的苟且之事洞若观火，只是惧于顾城的淫威，而隐忍含屈。谢烨曾主动提出为了李英的“绿卡”，她愿与顾城离婚以成李英和顾城的美事，而早日结婚。
就这样，顾城、谢烨、李英三人在岛上过起了畸形的婚姻生活(一夫两妻)。从表面上看，是平静的日子。但在他们三人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激荡着危险的感情波澜。实质上也为后来的凶杀案埋下了祸种。1992年，顾城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携谢烨赴柏林写作。他们全盘托付李英在激流岛看家，并料理他们走后的一切事务。如包裹、稿费、信件等。开始一切都很正常，顾城和谢烨也给李英寄钱和信，李英也给他们回信，报告岛上，家中及孩子的情况。
谁知，在1993年11月24日，李英给顾城和谢烨写了最后的一封信后就如泥牛入海，神秘失踪。还拿走顾城和谢烨的一万多元新币存折及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
顾谢二人多方打听李英的下落，才知道李英是和岛上一个玩气功的老头子私奔了。据说后来，李英神秘消失在没有露面。就在顾城、谢烨死后，才有人见到了李英。那人就将顾、谢的悲剧告诉给这个昔日顾、谢的亲密‘朋友’时，李英说：“我早就离开他们了，他们俩这次发生的事同我没有关系。”冷峻的跟陌生人似的。人们说，不论李英如何辩解，她都赖不掉对这个家庭的毁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顾城失去了李英，就像被卖肉的剔除了骨头，是他本来就脆弱的神经马上就崩溃了。多亏了谢烨从中劝慰，(善良的谢烨还劝这个可耻的家伙，何不给他两个巴掌)才不至于他躺倒。但从此，顾城确实是神经上出了问题。他加倍的限制谢烨的自由，一时一刻也不许她出门、上街、还不许她打电话，几乎剥夺了谢烨的一切正当权利。顾城崇尚自然，他就不许谢烨打扮，不许她烫发，不许她化妆，不能花零用钱，不许他购买衣物化妆品。出国五年谢烨穿的衣服大都是从国内带去的，无论是出席什么盛会，还是在家里，谢烨从末有戴过项链、戒指、手镯、耳环等女性饰物。顾城喜吃素，他也不许谢烨吃肉。谢烨偶尔为之，他就绝食抗议。顾城不喜欢阳光，不喜欢电灯，习惯白天睡大觉，晚上点蜡灯写作。
顾城是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家的炉子上老放着一锅汤，他多会儿饿了，谢烨就得马上给他做饭，而且要给他端到手上。顾城不会用电脑打字，不懂外语、不会开汽车，这一切都要谢烨代劳。谢烨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双手、双腿、司机、翻译、秘书、保姆……正如他的一个不愿吐露姓名的朋友说：“顾城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在幻想中的人;是一个生活能力很差，又极端偏执自私的人;他是个人格不十分健全，又比社会过分夸大了的人。”人常说，‘子不教父之过也。’顾城的这种秉性与他的父亲的教养也有关系，他爸爸顾工就在一篇文章里极力吹捧儿子是个天才：“……他没日没夜的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重新扫描;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像复印机似的，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后厚厚的一叠。
我不相信，我推醒在晨光中熟睡的顾城：“你真的全看完了?!”“嗯嗯，”儿子睡意惺忪，睡眼朦胧：“全看完了，昨夜，这《悲惨世界》……”我更难置信，我随便翻开雨果写的一个章节：“你说说，‘往往寄托就是断送’，这写的是什么?”“哦，这是写小珂赛特他可怜的妈妈芳丁寄养在坏蛋家之后……”“啊!一点不错，果然一点不错。”我又翻开了另一本书……引自---《寻找自己的梦》见《人物》1993年第三期。
面对思想上、生活中这么多的矛盾、不协调，谢烨厌倦了，没有信心了，她也对顾城绝望了，
于是，谢烨便决计要离开顾城。时间挨到1993年10月左右，她已觉得再也无法和顾城生活下去了。这可以从谢烨1993年8月10日从柏林写给父亲的信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