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上面梳理的一些材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新诗拓进中郭沫若诗作所带来的新风尚。
1 “时代的肖子”
《女神》在新诗坛出现，如亘古洪荒，汹涌澎湃，气吞山河，横扫一切;或是“天狗”，要把日月星辰，全宇宙都“吞”了;忽为“炉中煤”，“有火一样的心肠”。他的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五四”时代的需要，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他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反映。最为突出的是《炉中煤》，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作为“先驱者”，被时代所驱使，为了民族，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其异常活跃丰富、大胆奇特的想象，仿佛诗歌插上了翅膀腾飞起来。这使得新诗的诗性特征由此特别突出，从而大大提升了中国新诗的质素。它真实体现了“五四”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情感大解放和诗体的大解放，创立了自由体诗的格局。它所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学原则及其独特的审美倾向，照亮了整个“五四”新诗坛。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仅在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第一个肖子。”
2 转型期的大“杂家”
接受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郭沫若是庞杂的。泛神论、民主主义、进化论，意象派、浪漫主义，印度的佛教与泰戈尔哲学等，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只要反封建，一切政治、社会、宗教、科学、文艺、教育的“匪徒”均在礼赞之列。然而，《女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诗歌并不是泛神论和卢梭民主思想的抽象演绎，而是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他的诗作流注着一种敢于对偶像统治世界宣布“否定一切”的叛逆激情。这个否定了一切天上的和人间的偶像，冲决了一切精神罗网的自我形象，在诗人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中，居于很崇高的地位，他是被当做偶像，当做神来赞美的。在斯宾诺莎那里，神是大自然。在郭沫若这里是不受人为的教条束缚的个性――泛神论成了“泛我论”。《女神》及其后几部诗集拓展了新诗广阔的领域，使中国诗歌最终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变迁。只是在作诗的初期受泰戈尔清新平和诗风的影响，致力冲淡，也写了一些幽婉恬静的自然风光，如《天上的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