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初夏，郭沫若先生躺在病床上，他已经不能写诗，不能编剧了，也即将告别他钟爱的考古事业，但他还在关心着一个艺术之国——中山国。十年前，他曾经亲自到满城汉墓，仔细和中山靖王刘胜对话，抚摸传奇的金缕玉衣。他听说了平山县又发现战国中山国王陵，并出土了大量铭文，嘱咐身边的人给他拿铭文拓片来看，他要用生命的最后余光去抚慰他倾心的中山艺术。
中山的神秘，中山青铜器的精美，中山的悲歌慷慨，这些都使郭沫若终生惦念不忘。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表达他仰慕中山的情感：
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壮的歌声，它那婉约清丽的琴声，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属于两千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如今……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我们努力地去想象那曾经的亭台楼阁，那曾经的金戈铁马，那曾经的丝弦笙歌……
读到这样充满浓浓深情的文字，我辈为之慨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似乎没有人表达过如此美好炽烈的心怀。我们要感激郭沫若先生的关注，也为中山艺术感到骄傲，自然也要为我们研究的不够深入，甚至为我们情感的“稀薄”而感到惭愧。
中山的确是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记载了中山一带的风俗：中山地薄人众，有大量商纣王朝沙丘的“殷地余民”，丈夫“好气任侠，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并且善于制作一些精巧的物品，手艺高超，大概因为心灵手巧，所以“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瑟鸣琴，迈着类似于今天的芭蕾舞步，“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并且史记中还记载了中山国人对音乐的酷爱程度，不但富贵人重视，就连“家无斗筲”的穷人也是“鸣琴在室”(见《盐铁论?通有》)，琴瑟之类的乐器普及率之高，是其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或许正是因为有着广泛的基础，才使得中山国音乐、舞蹈艺术闻名遐迩。
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言，我们今天无缘听到那些美妙的乐歌，但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精美的编钟、石磬以及铃、铙、铎等大量乐器，都为我们研究其音乐艺术提供了帮助。经专家测定，中山王墓出土的一组14个编钟，音域恰为三个八度，其音列结构与周王室用钟一致。并且通过中山乐器的发展变化更加充分证明，那个时代七声新音阶已经确立，这对我国几千年的音乐艺术都有重要影响!或许从侧面看出，艺术的中山王国对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山文物中，从银首人俑铜灯和十五连盏铜灯上，还可清楚地见到中山国耍蛇逗猴的倡优形象，让我们领略到中山歌舞杂耍的些许余韵。考古专家说，如此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诞生，一则铸造者有高超的工艺，另外要有“生活”——他们一定非常熟悉人物原型和现实环境，所以才能“化成于心”，从而表现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