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郭老，却与他有过多次通信的交往。那时候，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关于郭老的传言也各种各样，他自己也说，要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掉。可是，当我们得到他的回信时，仍然“大喜过望”。
时间如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历历在目，仍然有一种极其混乱而对命运不可预测的感觉。前几天，偶然读到有关“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的文章(《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颇多感慨。往事涌到眼前。想起当时我们和郭老通信的前前后后，再把我们和郭老的通信交往纳入郭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事记中，我心情不能平静，对郭老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无尽的同情，心底里深感自己当时的无知和浅薄。
1966年下半年，我们正在北京大学等待毕业分配。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的泡制地、出笼地，各地来北大参观、学习者前拥后挤，络绎不绝。还有很多群众，专程来北大中文系请教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解释，那种信任和渴望让人感动。我便萌生了注释毛泽东诗词的愿望。很快就找来先我两年毕业留校的陈宏天和同班好友崔文印，我们日夜兼程，没有多久就起草了一份《毛主席诗词注释》初稿。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的全注本，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这种全注本，所以虽然简单，看到的人都说很有用。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师傅很热情地给我们打印出来， 印了五十份。没有想到，这样粗浅简单的“注释本”竟然不胫而走，一时间索要者甚众。群众的欢迎，大大鼓舞了我们。当时校内外派仗正打得热火朝天，学习、研究毛主席诗词，真是公私两利的事，于是，我和陈宏天、崔文印便决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者，坐下来认真研究一番毛泽东诗词，好好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