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