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儿女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日久资斧罄然。值贼兵攻城，米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鼓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而死。其子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日而死”。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剿闯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明季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远不及《剿闯小史》完整。今从《剿闯小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日：'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日：'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来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乎’?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明季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中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恐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