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母,我的娘励志故事

2019-10-25故事

  母亲笑着走后,父亲孤独了整整七个月,老屋清冷了,也整整七个月,我也成了没娘的孩子。

  那年的年三十,我们一家人正准备吃年饭,电话就响。往常这个时候的电话,多是老家人催我回去吃团圆饭的;今天,亲自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父亲,他用完全颤抖却难掩饰内心真情的声音给我说:

  “看来,你母亲不会跟我们过完这个年了……”

  我心里突然一阵剧烈的震荡和疼痛:母亲虽然已卧榻十年,天天病痛,可还从来没有让父亲这样悲怆和无望过。

  电话里,我平生第一次跟父亲作了最短暂的交流,我也平生第一次这样果敢、严厉地要求我的父亲: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我的娘送来住院治疗!

  挂了电话,我就疯了一样跑到街面上去联系医院。可大年三十的,家家正忙着准备年夜饭,人人正围在饭桌旁,只等辞旧迎新的礼炮一响,就要吃团圆饭了。残阳西照,只有冷风还没有回家,它像一个饥饿无娘的孩子,不停地翻卷着白天遗留下来的买卖垃圾,白天里拥挤喧嚣的小城,此时关门闭户,一个行人也没有。所有医院的门,不是半隙,就是紧锁,即使开着,里面也只是几个实习的小医生,或是节假日才安排顶岗的临时性医生。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处夫妻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不知怎的,南宋这首民歌,此时回荡在空阔的年夜里,我仿佛咀嚼出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的那句:“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它们闯入我的心境,撞击我的灵魂,撕扯我的感情,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

  安娜的不幸在于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呢?我家呢?

  包括那些平时宰人厉害甚至是医死过人的私人诊所,我都一一跑了过来,最后来到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感觉这里还存留着一点可信的东西,我便要了120急救,到半路接我的母亲去。

  母亲进城入院的时候,年夜的小城已经灯火辉煌,处处燃放鞭炮,礼花蓊郁。没想到,年轻时爱乔装来小城赶街的母亲,十年后竟以这样躺着的姿势再次入城,她的眼前除了漆黑,还是漆黑,没能看到她日守夜梦着的这座幽城,也没能看见她儿子工作的地方……

  母亲住院治疗的整个期间,不管白天黑夜,父亲都无望地蹲守在一天天孱弱下去的母亲的病床旁。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我急匆匆去看问母亲的时候,医院里有一只斑鸠不停地叫着:孤——独独,孤——独独……我仿佛觉得,这斑鸠是母亲从山里带来,是要留给父亲和我的。在母亲住院治疗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有人从这里升入天国的整个路程。

  医生用陈旧的设备给母亲诊断的最后结果是“胸腔汲水”。这非绝症啊,可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难以把握。旁边的几个病人,也是越医,病就越重,有时病重得吓哭了人。为防止母亲病情恶化,我们只好放弃了本地农村医疗那点微薄的报销,把母亲转入附近的另一所人民医院里继续作无望治疗。

  人,之所以活的阳光,是因为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知道了无望,这是何等一种痛苦啊!

  转入新的环境,有了新的医务态度和意识,母亲曾一度好转,开口要水了,我心里是何等的欢愉,虽隔七、八里路,从一座县城到了另一座县城,从一个专区到了另一个专区,可我依然每天往医院里喜奔。后来,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到了吃什么就吐什么,吃多少就吐多少的程度,她干脆就不吃不喝了。父亲有时生气了,恳切的说:“吃一点,不吃,等死啊!”母亲唯一的回答是:我要回去,在这里也是白搭。当时不清楚也不愿清楚母亲这话的意思,可亲眼目睹了和母亲同一间病房的人魂归天国之后,我开始明白母亲了,并与父亲商量,最后满足了母亲。

  母亲就这样趟着来到小城,又这样躺着离开了小城,来也漆黑,走也漆黑。

  整整一个月,母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山村已然桃红柳绿,一片春光。

  然而,像美国着名女诗人夏洛蒂·斯特恩斯的儿子T·S·艾略特在他的《荒原》里说的那样: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那年的四月十二日,正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第335天,置身在南方暑气的山村已经是绿肥红瘦了,母亲不说一声地,笑着走了……

  难怪母亲要笑着走的,父亲将母亲安葬在落红满地的果囿里。春,满树荣花、蜂歌蝶舞,伴着母亲;夏,满枝青果、唧唧鸟鸣,伴着母亲;秋,高坡上的落果,全往母亲的坟岗里聚……

  也许天国真有这么一本书,书里真有这么一段话:在痛苦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是含着笑的;生活在中的人,走的时候,脸上定然露出痛苦。

  母亲走后,父亲颓废,子女走散,老屋清寒,我过上了没娘的日子。

  突然有一天,父亲十分为难地把一个看似比母亲还显年轻的女人带进我的家里来,要我叫娘。虽然没了母亲,可别说是我,就是妻子和女儿,也难以叫出那个已经搁置了七个月的称呼。这突如其来,实在令我难以承受,我也实在难以叫出那个我曾千万次呼喊和扑入,甚至为了她而责令过父亲的字眼。一个四十岁的人,要叫一个没一点血缘关系,没一天养育之恩,没一点族群往来的六十岁女人做娘,这是何等难啊。

  我们的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道门。可要称一个外人做娘,起先我是多么不乐意啊。我偷偷瞥了一眼父亲身边这个女人,她虽然满脸皱纹,可皱纹间透出一种母爱,一种慈祥,一种平易,一种宽容。我始终偏执地认为,脸上越有皱纹的人,感情越丰富,这样的人也就越容易相处。好多次,我都想叫她一声娘了,可话到嘴边,却只能默默往回吞咽,在心口里扑腾着、喊着、叫着、堵塞着,让我难受到了极点。她似乎看出我的窘像,站起来,从小背篓里掏出长得像心脏一样又红又沉的柿子,递给我,说:女孩子喜欢吃甜食,留给孙女……看着我始终没有出声,父亲也站了起来,将一包用纸盒包装精美的核桃递给我,说:你母亲在的时候,年年留你一些;你母亲走后,你就很少回来了。现在,你就要当面前站着的这个女人是娘了……

  我顿时吞吐、支吾,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说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有说。

  嘴上不说,不一定心里就没有;口头上不喊,不等于没了牵挂。父亲带进家里来的这个女人,让我切切感到母爱在延续,可我何时能痛痛快快地亲口喊她做“娘”?

  看着父亲继母怅然离去的背影,我满噙泪水对自己地说: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必亲口喊您做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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