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

2020-04-23故事

  《祝福》有两个故事

  “我”的同乡故事,“我”讲述的“他人”—祥林嫂的故事,更准确地说,小说讲述的是“祥林嫂与鲁镇”、“我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故事。关于“祥林嫂与鲁镇”,我们已作过分析,这里不再重复,而着重分析“我的故事”:“我”与“鲁镇”,以及“我与祥林嫂”的关系。如果说小说中“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而过去有不少分析文章与教学参考资料,常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的论断(参看《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来说明样林嫂的悲剧,这确实可以部分地阐明“原因”。“族权、神权、夫权”在祥林嫂悲剧命运中的作用本是十分明显的,但过分强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将鲁四老爷作为“杀死”祥林嫂的主要元凶,则让人感到多少有些从理论原则出发,而脱离了本文描写实际。在小说第一部分,“我”就这样介绍祥林嫂,说她是“百无聊赖”的,“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说她“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这里,再沉重不过地揭示了祥林嫂这类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人肉的筵席”)最底层的妇女,在“鲁镇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唯一的存在价值,就是充当“玩物”,而且“看得厌倦”,变得“陈旧”,就被剥夺存在的权利:这正是祥林嫂真正不幸之所在。因此,在我看来,《祝福》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寻来”听(看)祥林嫂讲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了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只是麻木、迟钝,而恰恰表现了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自身以外的任何痛苦和灾难都能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对象和体验”,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甚而至于从这种“鉴赏”(以及“鉴赏”中的种种表演,如叹息、流泪之类)中达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崇高化),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的(以上分析参看前引高远东的文章)。可是,在《祝福》里,当村民们尽情地“鉴赏”(“看”)祥林嫂的痛苦时,读者又分明地感到,在这背后,还有叙述者的“我”(以及隐含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观照祥林嫂被“鉴赏”的屈辱与不幸,更冷眼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读者也许还会联想起鲁迅所说的,“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我之节烈观》);祥林嫂正是这“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我们已经说到了“我”,不妨再来看一看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我的故事”。如果说在“他人的故事”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祥林嫂”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象征的“鲁镇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被吃”与“吃”的关系;在“我的故事”里,“我”在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始终是一个“异己者”。“我”当年离去,自是对“家乡”的背弃,如今“我”归来,故乡“已没有家”,不再存有《故乡》里的“我”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只是四处飘泊中在家乡暂作停留,因此,不需经过《故乡》中的“我”那样的精神幻灭,“我”就敏锐地发现在“我”“离去”与“归来”之间,故乡的一切都没有变:祝福的祭祀把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鲁四老爷这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依然在骂早已成为保守派的康有为为“新党”;几个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我”注定与这停滞不变的“鲁镇社会”格格不入,“我”“明天决计要走”,本是意料中的事:到这里为止,《祝福》中“我”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只是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他们)注定要扮演永远的游子(漂泊者)的角色。

  但作者却要把他对知识分子心灵与命运的开掘深入一步:小说接着告诉我们,我“决计要走”,还另有深因:“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样,作者就十分巧妙地将“我的故事”与“祥林嫂的`故事”联结起来,正是在“两个故事”的关系(关连)中,寄托着鲁迅的深意。于是,在鲁迅笔下出现了“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却将白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当“我”匆匆逃回四叔的家以后,就不但因为自己的逃避而“觉得不安逸”,而且开始思考起自己对于祥林嫂的最终悲剧性的结局应负的“责任”问题。尽管“我”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排解,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心的“不安”与“不祥的预感”。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再次“明天决计要走”,这“再度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质。这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中“再离去”的负面意义的深刻揭示,比之《故乡》中的“我”的最后离去的开掘显然更深了一步。而当最后祥林嫂的死成为事实,“我”终于陷入了负疚的深责之中:这样,“我”对于现实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而这种绝望又是与从绝望中挣扎出来的“轻松”与“舒畅”交织为一体的——“我”终于在雪花落地的“沉寂”中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开始回忆,并且讲述“祥林嫂的故事”。而当故事讲完,“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在反讽的距离中结束了祥林嫂的人生故事与“我”的心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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