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故事

2020-04-23故事

  关于阿Q,自他诞生以来的80年间,人们说得太多、太细、太深了。你几乎再很难找到新的话题和切入点。我想从人物类型——即阿Q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想法,看能否谈出些许新意?

  对于阿Q这一形象,已有许多权威的评论。这些论述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阿Q形象的接受史,反映了我们对阿Q形象认识的不断深入。1922年初,鲁迅的《阿Q正传》还没有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沈雁冰(茅盾)就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小说月报》1922年2月第13卷第2号“通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农民(或“农民”)的典型形象”。1979年出版的由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认为:阿Q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戕害的农民的典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1998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解读阿Q,说鲁迅“塑造阿Q这个具有强大艺术生命的典型性格,并在小说中显示‘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摄录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人心史和民族的苦难史”“他的性格展现得最为充分的一点是精神胜利法,阿Q性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这些论述,都敏锐地“抓住了”阿Q国民性、阶级性、心理性等特征,但大抵是从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角度,来阐释人物的性格内涵的,或者说是从人物错综复杂的性格构成中,来概括他的精神特征的。阿Q还是一个“性格典型”。这一研究路径并没有错,但我以为是走了“弯路”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开门见山”,直接面对他的精神世界、精神特征,把他当作一个“精神典型”呢?

  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把塑造“性格典型”当作一个核心命题,同时也当作一把权威的标尺。其实这种“典型观”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不要说它不大适应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对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形象,也常常显得“捉襟见肘”。譬如对阿Q就是这样。我以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大家族”,它至少应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性格典型、心理典型、精神典型、象征典型。只要这一人物艺术地、强烈地表现了某种人生的、社会的特征,我们就应该视他为典型,而不必强求他的性格刻画得有多么鲜明、特别。当然,每一类典型并不排斥人性的其他特征,但这一典型的核心特征应该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典型的所在。《阿Q正传》毫无疑问是一篇现实主义杰作,但它同时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现代小说、散文、杂文的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手法,形成一种开放的、奇崛的现实主义文体。阿Q身上确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也有独特的心理描写,但他更让我们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是他的精神特征——那种饱含了民族的甚至人类的灵魂深处的“精神胜利法”。古老的中国已然风雨飘摇,而阿Q却沉醉在虚幻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他只能祭起一面面骗人骗己的得胜旗子。这是一种多么普遍而深广的民族的、人类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特征啊!所以我把他当作是一个“精神典型”。

  其实,鲁迅压根儿也没有把阿Q当作一个性格人物去刻画。他说得很明白:“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度,去审视、揭露阿Q们的精神疾病的,并期望通过自己的笔,“启蒙”民众,“改良”人生。他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国民精神”的密切关注,比之于国民的身体状况来,精神是“第一要著”。1925年,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创作思想:“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对有如死海一般的国民的灵魂和精神,鲁迅常常审视、探索、思考。但他又常常觉得隔膜、不自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国民精神的深不可测,同时也表现了鲁迅对自己创作的苛求。他不是那种有点小感受、小感想就仓促动笔的作家,他所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而阿Q正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一个最理想的对象。你看,在鲁迅这一系列论述中,其主题词是:启蒙主义,揭出病苦;第一要著,改变精神;依靠觉察,画出灵魂。他并没有谈到人物的性格刻画问题。鲁迅发表过很多谈论创作的文章,也多次论述了人物的塑造,但他往往强调的是刻画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而不多涉及人物的性格描写。当然,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鲁迅并没有轻视性格描写的意思,但在他看来,性格描写是为展现灵魂和精神服务的,灵魂和精神才是人物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正因为鲁迅有这样的审美思想,因此他塑造的人物都具有强烈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都具有极大的社会、人生涵盖性,往往成为某种人物的代表和象征。譬如孔乙己代表了被异化的没落文人,闰土代表了动荡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的悲苦人生,狂人成为封建“铁屋子”里先觉者的象征形象……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耀人眼目的是一种内在的灵魂和精神特征,他们也有自己的性格,甚至颇为复杂,但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性格有机地融化进了灵魂和精神中去。阿Q无疑是鲁迅小说中最丰满、最深刻的一个艺术形象,他比鲁迅的其他人物要更丰富、更鲜明一些。譬如他的质朴和狡黠、自尊和自贱、欺软和怕硬、敏感和麻木等等复杂多变的性格特点。但鲁迅刻画他的个性特征并不是最终目的,这些个性特征是直达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鲁迅的最终目的是要画出“国民的魂灵”来,阿Q因此成为一个杰出的“精神典型”。

  阿Q是江南乡村未庄的一个贫苦农民、流浪雇农,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他就是一个“农民典型”。作为“精神典型”,他是不受阶级、阶层甚至民族的限制的,他突破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各个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人类的一个典型形象。但鲁迅为什么要选一个农民作为他的描写对象呢?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鲁迅本人对农民较为熟悉,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很古老的镇子里,外祖母家就在乡下,他从小就是在乡村和农民的氛围中长大的,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理解。他的很大一部分小说就是写的他熟悉的农村和农民。二是在农民身上,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悠久的传统社会,这个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就是最广大的农民。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形成的中国文化,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整合,演变成一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向民间灌输和渗透,成为支配农民思想行为的一种精神文化。即便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而农民心理中的文化积淀却往往根深蒂固、难以动摇。20世纪初,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走向穷途末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外国列强的野蛮侵略使国家走向动荡和贫穷。就在这样一个痛苦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统治阶级显出一副懦弱、虚伪、奴颜婢膝的模样,而广大农民依然过着一种原始状态的生活,思想变得更加麻木、愚昧、保守。整个民族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奴性意识——精神胜利法。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表现对象,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转折时期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更可以集中地展示民族灵魂的微妙变动。阿Q是一个最卑贱的贫民,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足够的传统道德文化,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他的灵魂和精神同样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竟驱使他要去“投奔革命”,最终做了“革命”的牺牲品。用这样一个角色,去表现辛亥革命,去展示“国人的魂灵”,不是一个最恰当、最艺术的选择吗?从操作的角度讲,鲁迅选择阿Q作为传主,他可以更少顾虑,更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了阿Q的“躯壳”,来塑造他的“国民魂灵的典型”的。

  传统的现实主义着力展示的是人物复杂多样的性格侧面,意识流小说侧重描摹的是人物的心理流动。那么,鲁迅是怎样雕塑他的“精神典型”的呢?概括来讲,我以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陌生化”。鲁迅很佩服果戈理的“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本领,创造性地发挥了果戈理的这一表现方法,在《阿Q正传》中把人物的最日常的生活事件进行定格、放大、强化,就使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变得强烈而陌生,从而折射出人物行动、性格背后的精神内涵,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譬如阿Q与王胡比赛捉虱子,无聊而细小的事件,经鲁迅的精雕细刻,就变得陌生神奇起来,把阿Q那种“美不过他们,同他们比丑”的变态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二是大量采用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表现手法,凸现人物的灵魂和精神。譬如阿Q对小尼姑,他在骨子里是轻蔑的,一副正人君子的作派,但自从摩挲了小尼姑的头皮之后,他却突然觉得手指间有一种“滑腻”感,弄得心旌摇荡起来,直到犯下“调戏吴妈”的错误。把阿Q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和人格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用的幽默、讽刺手法。再如描写县衙捉阿Q,官兵的兴师动众、如临大敌;阿Q在临刑前的画圆圈,全力去画,没有画好,从“羞愧”变得“释然”。夸张手法的运用把阿Q的可怜、麻木、愚昧展示得触目惊心。

  三是插入作者的主观议论,深化人物形象。按照传记体的通例,对于所传的人物,作者是可以议论和评价的,鲁迅很好地利用了文体的便利,随时夹进一些精辟的议论,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如关于“胜利者哲学”的议论,说阿Q的得意“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一下把阿Q这一形象推到了中国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中。如阿Q遭遇了困惑难解的女人问题的时候,作者有一段“关于女人”的议论,正话反说,亦庄亦谐,深刻解剖了阿Q内心的矛盾现象,尖锐抨击了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观”。又如阿Q在临死前恍惚看到了一片狼的眼睛,“不远不近地跟他走”“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麻木如一段木头的阿Q大约是不会有这样的幻觉的,这是把作者的联想赋予了阿Q,但就在这一瞬间把阿Q的死深化了、升华了。他的死,是民族的悲剧,文化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但阿Q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精魂”,是永远不朽的。实在说,阿Q不过是一个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本来负载不了那么多社会的、人生的、民族的、文化的内涵,是鲁迅创造了他——一个奇迹般的“精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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