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本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是新派文学的重镇，由于历史原因，1990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1996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掘最好的作者与作品，不设限制。于是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回答：“有一堆压箱底的，你有时间过来拿吧。”1996年互联网还未普及，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1996年8月，我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那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屋子很暗，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书柜和一台针式打印机。他请我坐下，略略闲聊了几句。我问他觉得自己的小说达标程度怎么样，他说，写了几部长篇，有的实验性太强，好像有点“繁复”过头了，试过几家杂志社和出版社，都不接受，还有的被认为思想有问题。他无奈地苦笑。我说：“能把‘思想有问题’的小说给我看看吗？”我怎么专好这一口儿呢？他给逗乐了：“行，你拿去看看，发不发都没关系，长篇啊，光这篇幅你们那儿就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