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他快点写完《新编》，可又怕他写完。在住院的间隙，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亲友们都提醒他还有本《余生札记》呢。其实老人那时不只有文艺杂感，还有新的思想，他的生命是和思想、哲学连在一起的。只是来不及了，他没有力气再支撑了。
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
然后，终于到了11月26日那凄冷的夜晚，父亲那永远在思索的头脑进入了永恒的休息期。
作为父亲的女儿，而且是数十年都在他身边的女儿，我在他晚年身兼几大职务——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照说对他应该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无哲学头脑，只能从生活中窥其精神于万一。根据父亲的说法，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自己就总是在思索，在考虑问题。因为过于专注，难免有些呆气。他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己形容自己是“呆若木鸡”。其实这些呆气早已有之。抗战初期，几位清华教授从长沙前往昆明，途经镇南关，父亲的手臂触城墙而骨折。一次金岳霖先生对我幽默地提起此事，他说：“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很快照办，只有你父亲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把手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已经骨折了。”这是形容父亲爱思索，那时正是因为他在思索，根本就没有听见司机的话。
他一生都在不断地思索，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遭受多少批判，他仍顽强地思考，不放弃思考。不能创造体系，就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在思考中总会冒出些新的想法来。他自我改造的愿望是真诚的，没有经历过20世纪中叶的变迁和六七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自我改造的愿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