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罗仪风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