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英雄励志人物故事

2018-10-23故事

  这是一群怎样的奉献者?高山、森林、峡谷、沼泽,到处都有他们在挥洒汗水。沙漠干渴、雪崩路险,都未曾挡住他们前行的脚步……

  这支被称为“经济建设的铁军”和“开路先锋”的队伍,就是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历数这支队伍创造的辉煌,人们发现,从珠穆朗玛峰海拔高程8844。43米的精确测量,到填补南极的祖国测绘空白,几乎都有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共和国土地上的公路、桥梁、油田、码头,几乎每一项重要建设,都离不开最基础的测绘信息。而为了提供这些信息,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艰辛、汗水和奉献牺牲。

  南湖戈壁作证

  今年47岁的张朝晖对“南湖戈壁”的经历记忆犹新。1990年,他所在的测绘小组共11人走进了这个被称为“死亡戈壁”的地方。

  这里到处是青黑色的石头,热得烫脚,地面温度最高时达50多摄氏度。一具具“沙漠之舟”骆驼的白骨和失灵的指南针,显示着传说中的“死亡戈壁”的严酷现实。“刚出锅的馒头,一下就能干透,每咽一口,如同往食道里塞锯末。”张朝晖说。由于嘴唇、牙龈同时出血,咬过的馒头就像一枚红色的印章。

  这里处于百里风区。每个星期刮3天6级以上的大风,有一次,9级左右的大风将他们的帐篷撕成了1米左右宽的帆布条。“整个戈壁昏天黑地,尘土飞扬,我们两天两夜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坐在沙子里,靠吃冷馒头充饥。”张朝晖回忆说。

  但是,越往戈壁深处走,他惊奇地发现,一路上都能看到架设的觇标——他们熟悉的测量标志,尽管风吹日晒,它们依然还在。“是吴昭璞他们留下来的。”同伴们感叹。

  吴昭璞,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第一代测绘队员。当年,他最早率领一个测绘小组走进了南湖戈壁。一天早晨,他们发现,一个装满清水的水桶不知什么时候漏了。在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里最宝贵的、维系生命的水悄悄地流尽了。

  为此,吴昭璞果断命令同组队员:“你们赶快返回,我留在这里看守仪器。”

  “不。”有队员表示异议,希望能够一起撤离。

  “你们带着水返回的时候,我会等着你们。”吴昭璞说。

  队员们撤离了,一个参与辅助测量的民工自愿留下来陪他。高温的沙漠戈壁,时间在挑战生命极限的干渴、煎熬中一点点流逝,救援人员迟迟没有到来。

  吴昭璞对守候他的民工说:“你还年轻,刚刚18岁,你的生活道路还很长,就让我留下来吧,你快走。”他把望远镜交给青年民工,“拿上这个,它能帮你找到有人的地方。”

  青年民工接过望远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3天以后,当救援队伍带着水桶找到吴昭璞时,马上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测绘仪器上,盖着吴昭璞满是汗渍的衣服,墨水被喝干了,所有的牙膏被吃光了,年仅31岁的吴昭璞嘴里、鼻孔里满是黄沙,10个手指深深插进了沙子里,永远长眠在这片灼热的戈壁沙漠里。由于天气酷热,原本1。7米高的吴昭璞干缩成不到1米。

  眼下,就在“沙漠英雄”吴昭璞献身的南湖戈壁滩上,张朝晖病倒了。由于缺钾,他感到背部麻木,腿也不灵了,抬不起来。

  汽车载着他,往哈密方向疾驰。指南针失灵,就朝着夜空中的北斗方向走。路上,司机感到饥饿,就用螺丝刀顶住胃部,咬牙坚持往前走。80公里的路程,他们整整走了12个小时。

  最终,张朝晖和同伴们用42天完成了南湖戈壁的测量。而在他47年的人生经历里,“南湖戈壁”成为了一段永远珍藏的记忆。

  珠穆朗玛有多高

  1997年7月,年仅21岁的刘西宁第一次来到了珠峰大本营。当时,他背了20多公斤的行囊,往返于海拔5800米到6300米之间。高山缺氧,水贵如油。不洗脸、不刷牙,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渐渐地,他的脸变得黑黑的。这一年他在珠峰地区待了4个月,为后来参加中国测量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了“热身”。

  2005年,国家决定对珠穆朗玛峰的高程进行复测。刘西宁递交了申请,要求参与再测珠峰。

  3月,珠峰地区冰天雪地,空气稀薄。刚刚准备开始登山探测,只见狂风大作,刚搭建的帐篷被风吹翻。就这样,刘西宁和同伴们白天工作在六七级大风里,晚上躺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帐篷里。在海拔6500米的观测点上,他待了一个多月,但“几乎每天都睡不着觉”。

  在东绒布观测点上,万年冰川的融化剥蚀,形成了无数座三四十米高的冰锥,晶莹剔透。置身其间,仿佛进入了水晶宫殿。但就在这样的冰塔林里,有数不清的裂缝和深沟,稍有不慎,就有葬身冰窟的危险。测绘队员张伸宁就是在这样的冰塔林里两次迷路,但最终幸运地走了出来。

  这一次,他们把重力点推进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也是这一次,他们准确测量出了珠穆朗玛峰的新高度:8844。43米。它已刻在了珠峰大本营的花岗岩纪念碑上。

  非洲在召唤

  35岁的尚小琦头发花白,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一些。

  2006年,他们承担了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的测量任务。7月5日,他作为此次测量的“开路先锋”,飞往阿尔及利亚。

  当时,测量地的反政府武装猖獗,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当地翻译听说他要去那里,表示“有危险”,坚持说。不去了”。

  尚小琦决定自己行动。他找来地图,再次寻找进山的路。他驾驶着越野车开过了几个战乱后人们已经逃离的村庄,越往山里走,人烟越稀少。距离有站标的地点100米左右,路面开裂,车辆难行,尚小琦下车往前走。

  此前,很多人告诉他,不要轻易到没有人烟的地方,战乱时期埋下了大量地雷,稍不小心,就可能雷爆身亡,危险极大。

  此时,尚小琦走在小路上,路边是齐腰深的灌木,尚小琦担心随时会碰到地雷的引线。查看完这个地点,尚小琦如释重负。

  3个月后,70多名测绘队员来到这里。与尚小琦一起,在非洲大陆的深山丛林、荆棘灌木和水泽泥沼中执行充满艰辛的测绘任务。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长927公里,尚小琦和同伴负责其中528公里的测量。烈日暴晒、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地况不熟,而且,战乱的阴影也凭添了几分紧张情绪,而且,经过一些布满地雷的地区,还要使用探雷器排雷。

  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段时间,测量进入了“攻坚阶段”。要在10天内完成60公里复杂地段的工作。这60公里地段里,有茂密的橄榄林,还有大片的灌木丛和烂泥滩。抬着重达70公斤的水泥标石,穿行在齐腰深的灌木丛中,稍有不慎,就会被灌木刺伤。而行进在烂泥滩,也格外吃力。

  陈永军,今年39岁,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副大队长,是此次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测量任务的前线总指挥。2007年春节,他和同伴们在遥远的非洲度过。大年三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时,举杯无语,遥想祖国,“那一刻,我们格外想家。”他说。

  其实,中国的港珠澳大桥、苏通长江大桥、天津新港等重大项目,也活跃着陈永军、尚小琦等许多测绘队员的身影。在边界测量、震后监测,西部测图等重大任务上,也留下了他们的汗水。“这个测量队曾经24次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次踏入新疆腹地,在高山、沼泽,荒原的徒步行进中,完成了5000多万公里的行程,相当于绕地球1200圈。”对此,国家测绘局副局长宋超智感慨万千,认为“他们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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